《遥远的星辰》读后感(1)：优雅的癫狂
有时读完一本书，只有生理和心理的负担，比之将这本书束之高阁留在心底落满可憎的尘埃，更加离奇迷思。读完这本书，正是竟只有惶惶然不知所搓的感觉。
星辰之远，在于可望而不可即。臭名昭著而又名声显赫的卡洛斯·维德尔，因他不失优雅的言行举止、独特的行为艺术俘获无数男男女女的芳心，自然，这其中亦不乏嫉妒之心。而另一不为人知的凶残恶棍行为也必然导致公众的集体人格分裂。
关于波拉尼奥的叙述，是一堆看似毫无关联的题外之音构成，他的每一次叙述大概都含有那些大多不知名的作家的评述。而关于维德尔，则是一堆描述性的回忆组成，他的各种形象相互交叠重复，互相验证，那些亦真亦假、亦虚亦实的描述共同组成了维德尔，这其中自然包括第一人称的“我”的回忆和描述，但是，每个人的描述只是自己看到的，最多是自己感受到的。尽管如此，在小说内，仅有相信作者的叙事，一个人的形象总会是一致的，尽管也是多样的。于是，在维德尔大量缺场的情况下，波拉尼奥变戏法似地成功塑造了维德尔这个形象，温文优雅而又凶残变态的诗人、谋杀犯，这离不开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信誓旦旦的言辞。
好在波拉尼奥没有试图去描写、构建、解构维德尔的心理和动机，否则这本小说大概就如《香水》一般无小说叙事的真实性，而向这一种奇幻怪诞的方向发展。这种叙事的特点就在于其道听途说而不乏真实，因为我们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才能了解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人物的人生，除此之外，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我认为这种叙事可以称为“不在场主义”，波拉尼奥的《2666》也是一种尝试。
既然已经如此，再去评论维德尔的人生和动机，已不足挂齿了。
《遥远的星辰》读后感(2)：流浪
《遥远的星辰》虽然是《美洲纳粹文学》中最后一章拉米雷斯•霍夫曼故事的延续，但本书是独立的故事，也许有人认为书名中的“星辰”是核心，而其实“遥远”也许才是作品的中轴。遥远代表着流浪，那些文学“星辰”只能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他乡。
本书主要讲述了在智利政变之后，文化人士的变化，他们有的人被抓入狱，有的人远走他乡，有的人被杀，甚至有些人神秘消失。在他们这些文学未来的明星中，看到了相同的特点只能流浪。
书中以“我”与比维亚诺的信件作为线索，描述着一个个不同人的生活轨迹。加门迪亚姐妹无故的失踪，其实是被人杀死，甚至尸体被肢解；胖妞被人威胁；“我”被捕入狱，索托神秘失踪，据说离开了智利，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文学社里的诗人们一一“流浪”。最具有神奇色彩的人物当属卡洛斯•维尔德和文学社的社长胡安•泰斯因。
维尔德作为文章中的第一主人公，从出场就给人以神秘感，身份被怀疑，“我”认识他时，他还叫鲁伊斯—塔格莱，印象中他的家世不低，但却自学成材。政变之后，鲁伊斯摇身一变成为了空中飞行员，得到了荣誉，在天空中的他还可以演讲，可以作“死亡”诗。后来又神秘的消失，他的消息漫天飞，却不知真假，有的人说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说他过着喜欢的生活，还有的人说他在从事文学工作，但都不在自己的国家智利。当一位警察出现时，指向维尔德又成为了杀人犯，怂恿女佣，杀死并肢解加门迪亚姐妹。维尔德给人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
另外一位胡安•泰斯因，是文学社的社长，他的故事同样让人觉得神奇。他与二战中的苏联将领切尼尔亚霍夫斯基有亲戚关系而且崇拜他，政变之后，他也失踪了，本以为他死了，后来在一封信中找到了他的消息，据说他参加了抵抗南非的战斗，在哥伦比亚打过游击，有的人说他是巴拉圭谋杀索马萨团伙的成员之一，最后他彻底的消失了，没有人在尼加拉瓜看到过他。胡安•泰斯因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他的真名到底是什么，无人可知。
具有才气的文学诗社为什么造成人人都要流浪，有的人会无故的消失，原因在于智利1973年智利政变。在这场政变中，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美国支持皮诺契特将军，后者继任实行独裁统治。很多支持社会主义的文学知士被捕，迫使大多数人流浪，甚至掩饰自己的身份，像维尔德，泰斯因一样。而书中的“我”，被捕，正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在政变中，波拉尼奥被指恐怖分子，遭捕并下狱八天，后来他离开了故国，远走墨西哥、欧洲。
政变导致文人流浪，中国历史上也不少。如著名诗人苏轼，他正因为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而被迫离京，甚至还被入狱，苏轼的仕途也曲折不断。中国清朝的文字狱也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大量的文人被迫流浪。
遥远的星辰，正是“星辰”的遥望，文人是流浪在远方的星星，只能遥望着自己的故土，不能回家。
《遥远的星辰》读后感(3)：悄然隐没的星
在序言里，波拉尼奥道明了这部书的由来——它是《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个短篇的扩写。这个短篇的主角名为拉米雷斯·霍夫曼，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智利空军军官、纳粹、杀人凶手、诗人）的“无耻之徒”。波拉尼奥保留了故事的梗概，事实上他重复着相同的语调，并通过这本《遥远的星辰》向读者呈现了更多关于诗歌，关于智利政变，关于噩梦和美好事物的整整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短篇中的拉米雷斯·霍夫曼更名为卡洛斯·维德尔，继续行走在波拉尼奥的长篇里，当然，不是真的用走，而是用飞。维德尔驾驶着喷雾飞机在天空中写诗，从康塞普西翁写到圣地亚哥，从智利写到南极，将作为军人的雄心和作为诗人的疯狂一路抛洒，征服着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事物。而在此之前，他最多只是一个混迹于各类诗歌社团的小诗人（也许从没有写出任何一首诗歌）。正如上帝之意不可揣测，恶魔的成长也是无法解释的，前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讨喜、英俊的南部青年，下一幕他骤然蜕变，面目狰狞，冷血无情。或许出于军政府的施令，或许只是躯体内部的疯癫，他杀害了身边美丽的、年轻的女诗人，并将她们破碎的死亡暴露在相机镜头之下。当维德尔完成最后一次公开飞机表演后，他邀请人们到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参观这些充满血污的照片。钢铁一般的人物，从头至尾我们都没有看到柔和的元素，没有爱情，没有褶皱。
维德尔用烟雾写下的那些巨大字母是独裁和屠杀的标识——诗歌点缀着暴虐，正如音乐是纳粹行进的精神支柱。维德尔通过远离诗歌来创作“诗歌”：“文学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文学的消亡”或者“‘诗歌’由一些非诗人的人来创作由不是读者的人来阅读”。遵循这样的思路，维德尔的飞行成为智利“最具颠覆性的‘诗歌革命’”。这是暴君们设置的迷人的陷阱，波拉尼奥如实地呈现了它。于是，没人再需要文学，文学被政治和权力驱逐，而那些抱着文学梦想的人们也开始了流亡。
是的，《遥远的星辰》实则是一部关于流亡的小说，它的意义不再如《美洲纳粹文学》那样，只倾心于讲述恶棍们的故事，或者让他们受到审判，而是更加广阔，向我们重新拼凑了厄运时代里流亡者的群像。第四章和第五章便是理解这层意义的入口，它像是维德尔故事之外的一次衍伸，讲述了两个小诗人远离祖国后的种种经历，甚至插入了一段没有双臂的智利人的故事。这部书里已然显露了波拉尼奥的写作风格，即略萨所说的“全景式写作”（这种方式在后来的《2666》里得到了极大地发挥），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接力般地叙事，从而呈现一幅全貌。我们追随着波拉尼奥简单却极富运动特点的语言，如同梦游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真实地名的转换，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一生的漂泊轨迹，看到了那些如星辰般散落在各地的智利人，他们的国家将他们遗忘，而他们却长久地凝视着那片遥远的天空。
波拉尼奥无疑赋予了流亡一种浪漫的色彩，苦涩的浪漫，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波德莱尔式的游荡精神，衣衫褴褛，行踪不定。他们总是处在失联状态，无论是诗社的两位小诗人还是刽子手维德尔，他们的命运似乎是一夜之间改变的，（而军事政变在漫长的历史中也不过一瞬），接下来便只剩下无法分辨真伪的的传闻。的确，如果不是书写的人仍在不懈地寻找，还会有谁记得这些失踪者呢？波拉尼奥曾在一首诗里将自己比作侦探，一个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工作狂，他的小说也总是带着些许侦探的意味，可从不惊心动魄，他越过陈词滥调的细节，将这种追寻指向了终点，那便是孤独。孤独的诗人、孤独的政治家。因为他知道残酷的事实不会改变，它们一次次证明着人类遗忘的本性，而自己的探寻无非是一种想念罢了，诚如《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假托虚构人物说出的那句话：“我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
然而这种浪漫色彩一旦沾染上伦理性质，便开始淡化了。维德尔的诗意人生已无法与他的凶杀行为撇清关系，当恐怖时期过去后，他成为赏金行动的对象，最终被人辨认并永久地消失了。也许我们会说这是正义的惩戒，作为凶手的恶果。可小说结尾却透露出深深的疑虑。“我”在酒馆里认出维德尔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昔日的英雄兼恶魔已然老去，“我”感到紧张，犹疑，不敢直视，既害怕面对也许已经逝去的噩梦，又因未来的命运而战战兢兢，舒尔茨密密砸砸的文字充当着历史审慎的眼睛：他亦是被抛弃的人，一个牺牲品，他将死去，不是作为凶犯死在法意里，而是死在得势者秘密的刑讯里。
波拉尼奥在小说的第九章里这样写道：“这是我从怪物横行的星球上传递的最后的信息。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这是绝望的宣言，不是失意者的抱怨，对他来说文学已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与维德尔一起，戕害着它并不存在的敌人，可怜的维德尔，如今被另一种新型的文学消灭了。
《遥远的星辰》读后感(4)：星辰陨落，何日再现？
就像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所有小说一样，《遥远的星辰》同样充满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迷恋、残酷的死亡、面对暴力时的冷漠、心灰意冷的流亡者以及皮诺切特所发动的智利政变。似乎上述这些主题对波拉尼奥来说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让他对它们进行反复书写，并使之成为其作品最显著的“签名”和标志。
这部长篇小说根据波拉尼奥另一本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的《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章改写扩充而来，因此，其基本格局要比《荒野侦探》、《2666》这类充满野心的巨著小得多。不过读者倒是可以由此更为容易地感受波拉尼奥的艺术风格。
在《遥远的星辰》中，小说家以阿图罗•B为叙述者讲述了一群活跃于智利中部城市康塞普西翁的诗人，在1973年智利政变之后风流云散的故事。显然，叙述者姓名中的字母“B”暗示了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波拉尼奥自己的影子。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诗人整天聚集在一起，讨论各自作品的得失成败，并谈论绘画、建筑、摄影等艺术话题。当然，就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也会陷入种种感情的纠葛，为爱情而相互敌视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艺青年都会在生命的某个段落有这样的经历，并在此后的岁月里被庸常的生活改造为普通青年，于结婚生子后慢慢老去。
然而在拉丁美洲，生活总是会更加轻易地暴露其残酷而血腥的一面。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进攻并轰炸总统府，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惨遭杀害。不管那些年轻的诗人是否愿意，他们的个人生活都因这次政变而彻底改写，被抛入到充满动荡与暴力的洪流之中。
以小说中贯穿性的人物卡洛斯•维德尔为例。他原本名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是一位频繁参加各类诗歌活动的年轻人。在智利政变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空军飞行员，连名字都改成了卡洛斯•维德尔。在表面上，卡洛斯•维德尔热衷于以高超的飞行技巧，在天空中用拉烟写下诸如“火之学徒们”、“南极是智利”等毫无诗意的诗句，成为彼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而在私下里，卡洛斯•维德尔则不断诱杀女诗人，将她们的尸体残忍地加以肢解并拍照留念。这位明星诗人是如此的疯狂，以至于他要将这些照片当成艺术品公开展览，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欧洲四处流亡，以各种笔名发表诗歌、小说、制作电子游戏、拍摄色情电影，执着于各类怪诞的艺术实验。
而胡安•斯泰因的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他原本是出版过两部诗集的诗人，在智利政变后，他弃笔从戎，投身到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先是加入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与政府军作战，此后又不断出现在危地马拉、巴拉圭、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或纳米比亚的游击队中。波拉尼奥似乎要让这个游击队员用生命复制切•格瓦拉的传奇经历。然而当阿图罗•B去寻访胡安•斯泰因的历史时，却发现自己迷失在由各种线索交织而成的迷宫中，胡安•斯泰因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连是否真实存在过也让人无法摸清。
阿图罗•B自己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皮诺切特的政变刚刚发生，他就因政治立场左倾而被捕，关押在康塞普西翁郊外的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无罪释放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智利，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此次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似乎他的生命在智利政变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此后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唯一的慰藉来自那些昔日好友的消息。
就这样，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中延续了自己一贯的“跑题”风格，穿插讲述一系列人物的命运，而并不尝试构建小说的整体性图景。阅读这部作品，就好像置身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每个人物都跑过来向你讲述一遍他的流亡故事，然后转身就消失在站台，永远不再回来。你在这里看不到什么精巧的结构安排，有的只是那些流亡者动荡、荒唐的生活。波拉尼奥似乎要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质地，把读者裹挟在其中，感受流亡生活的空虚、混乱与无奈。
考虑到波拉尼奥自己曾经为捍卫阿连德政府从墨西哥一路搭乘大巴车赶往智利，却在抵达目的地后遭遇政变并被关押在一座体育馆中。侥幸逃脱后，波拉尼奥一生郁郁不得志，只能靠打零工的方式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地流亡。因此，小说《遥远的星辰》也称得上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对于一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正像小说所写的，阿连德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终于让长期挣扎在苦难与不公的拉丁美洲看到了希望。所有年轻人都深信这场变革“将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因此，无论是卡洛斯•维德尔驾驶飞机在天空中画出的那颗星，还是阿图罗•B和罗梅罗等人不时会看到的星星，都象征着智利国旗上那颗蓝底白字画成的星，它象征着整整一代拉丁美洲青年改造生活的梦想。然而正像那句拉美人的口头语所说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美国对智利内政的干涉，使得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因政变半途而废。最终，波拉尼奥那代智利青年的梦想变成了梦魇，让他们只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生。直到今天，小说中反复写到的那颗星依旧遥远，而梦想仍然没有迎来实现的时候。
而波拉尼奥的写作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尽管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如铁屋子般无法被撼动，他从来没有遗忘过去的梦想，而是用几乎全部作品去书写1973年智利政变带给拉丁美洲青年的精神创伤。当波拉尼奥的小说在后冷战时代横空出世时，我们仿佛一下就触摸到已经久违了的激情与梦想，其作品在全球知识界受到热捧也就顺理成章了。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的开头引用威廉•福克纳的话——“什么星悄然坠落而无人见之？”不过在读罢小说之后，却又让人忍不住抬起头在天际线寻找那颗尚未升起的星。
《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8日
《遥远的星辰》读后感(5)：前半部分十分吸引人
我是不会说这本书读起来不费力的。
要真正读懂这本书，我想大概需要一些对智利历史的基本了解。但遗憾的是，我对智利的了解只限于聂鲁达的诗。再加上我确实对智利的历史不怎么感兴趣，因此也就选择性忽略了所有的背景信息，把故事看了个大概。
看到书的名字，我一度以为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封面更加展现出一股说不出口的科幻气息。但似乎小说内容和科幻关联不大，主要关于智利诗人在一个比较动荡的年代发生的种种故事。
我之所以把这本书看下去了，是因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确实写得很不错，维德尔的故事，如何杀死一对姐妹花诗人并将其肢解，还有胡安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十分吸引人。但我之前也说了，后半部分由于涉及的政治原因、文化背景等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是一个文科历史盲，所以有些蒙圈。前半部分给五星，后半部分三星吧，综合四星：一个智利诗人的故事。
《遥远的星辰》读后感(6)：波拉尼奥的遥远星辰
文=书评人 班宇
波拉尼奥所著《美洲纳粹文学》最后一篇里的无耻之徒，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成为《遥远的星辰》的主人公，不过这次，他化身为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和卡洛斯·维德尔两个名字，在乱世的翻腾之浪里忽隐忽现，他谨慎而狡猾，谋杀双胞胎姐妹，在天空里写诗，举办被害者影展，将现实变成一场场噩梦。如果说《美洲纳粹文学》是波拉尼奥对博尔赫斯的一次提纲挈领般的戏仿，那么这部《遥远的星辰》则完全摆脱掉这种束缚，独立于故事梗概而存在，它并不是一次无能乏味的扩写，而是对时代景观的一次迂回折射。
《遥远的星辰》里没有人物生平的年表或者素描，它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文学实验，既是轻盈的，却也十分沉重：轻盈之处在于，文本枝蔓旁逸斜出，以主人公为核心轴，辐射四方，包括消失的同辈、妄言的狱友与被流放的师长，试图描绘出错乱时代文学青年的命运群像；沉重之处在于，波拉尼奥的这些建构，皆在政治与死亡的阴影下缓缓进行，始终危机重重，即便是在最浪漫的时刻，也隐隐流露出不详。诸如卡洛斯·维德尔驾驶喷气机在天空中写的诗句：“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爱情/死亡是成长/死亡是洁净/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
文学，或者诗歌，作为全书的显著线索存在，它仍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无法被消解，难以抵挡，叙述者通过耳闻目睹、远方友人的来信、文学杂志里的篇章来接近匿于暗处的危险分子；而书中的另一条隐形线索，则是政治。开篇的第一句“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此处埋下伏笔，文本里虽未提及，但在之后的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人民团结政府垮台，集权统治时期由此开始，死亡取代足球比赛成为公众表演，尸体遍布街道与河床，这时的智利人，以书中的话说，“面对着一片只会给他们带来大雨而非诗歌的天空”。
而主人公卡洛斯·维德尔，显然隶属于皮诺切特政权体系的，他埋伏在异党之中，具备秘密执法者的全部特质，凶狠、冷漠、阴险、精明，在风暴来临之夜，他以利刃屠戮同辈，流亡整个文学界，没有任何慈悲之愿，他的残暴轻松像一场玩笑。最终，他的诗歌被新的政治加冕，飘扬于南极与智利的天空之上，“维德尔画了一颗星，我们国旗上的那颗星，孤独地在逐渐逼近的地平线上熠熠发光”。
叙述者与卡洛斯·维德尔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直至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后皮诺切特时代来临，所有人都被流放得太久，以至于认不出故土的模样，但仇恨却从未缺席，清算终究来临。波拉尼奥将这部分写成侦探小说，卡洛斯·维德尔成为追击者的目标，叙述者与行刑人共同寻找并指认已经逃到欧洲的维德尔，昔日激进而冷酷的罪人已经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一颗沧桑的、孤独的、处于乌云内部的暗淡之星，但暴行仍无法被人遗忘，卑微的怜悯无济于事，叙述者在最后说，“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天河空旷，群星悄然陨落，地上一片苍茫，人们甚至来不及为之发出一声哀婉的叹息。
《遥远的星辰》一书在波拉尼奥的生涯里，地位甚为重要，不仅联通《美洲纳粹文学》与《荒野侦探》两部作品，也为他自己找到了生命最后的伴侣。事实上，它所讲述的，是一则关于“世界的起源、意志、光和暗”的寓言，这则寓言发生在智利，传说中的天涯之国，它如一道被割裂的伤口，溢出黑血、诗歌、魔术与种子，恐怖的历史盘踞其中，未来影影绰绰，但值得骄傲的是，在那里，至少还有出现过一代真正的勇士，像波拉尼奥一样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