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读后感(1)：所谓长处，多半是自己觉得舒服顺手的
文图 / 左叔
在演讲分享实录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里提到过自己的创作状态，有点像农人休耕一样，在长篇小说创作之中间隔一些中短篇或者是散文的创作，她又坦言这些年短篇写得少了许多。于是，读这一本《红豆生南国》时，我便在努力地猜想这其中收录的《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这三篇大概分别间隔在哪些长篇作品前后。
最近几年，陆陆续续读过的《长恨歌》、《天香》、《匿名》等三部长篇，我没有去细究王安忆的创作年表，但却深切地感受到《匿名》与《乡关处处》这两部作品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素材的关联，似乎都是从同一个母体里面脱胎出来的，虽然表达的内核不同，但外在的文本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是人间烟火里的寻常细节。
读完这三个中篇，我似乎把握到了相似的内核，我觉得王安忆通过三个故事在探讨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人生际遇中流转始终在寻找“”，这也许是让我们心定的归宿感，可每个人对于这归宿感的认同却又有不同的呈现。
《乡关处处》中人近黄昏、依旧夫妻两地分居、身在沪上劳作的上虞保姆，她身上的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人穷尽一生想要的自我价值实现感，所以她弃下丈夫，委身逼咫，做完一年又一年始终处在闲不下来的状态。
《红豆生南国》里那位没事就西装三件套上身的香港离异文艺大叔，忽尔就受到各式各样单身女郎的亲睐，却又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从心的选择。他身上的那个“”可能就是，对于爱与垂怜的不自信，对于自己所获不易的自怜。从他寄人篱下的童年经历开始，他的内心里一定有对于人情冷暖的敬畏之心，他的安全感多半是与孤独的自我面对。
《向西、向西、向南》中那个踩着改革开放节点发达起来的妇人，纵使钱财满足之后，仍有情欲上的缺憾，然后在人生际遇中碰到与自己相似的镜中人，情欲上的缺憾与钱财上的缺憾摆在了同一道，她想要找的那个“根”，可能更接近人与人之间因爱而生的信任。
情节各异，主旨略有不同，但总体的方向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致的，其实也理解了为什么是这三篇放在了同一个集子里。王安忆的作品有她自己强烈印迹，有时候即便是没有读到署名，也能够明确地感知到是她，我不知道这种标签化的印象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她的创作成果是丰富的，涉足的领域也多，虽然有散文和创作论问世，主要的成绩还是在中长篇小说上，我不知道这样的看法她自己是否也认同。
这几年，我除了陆陆续续地读些杂书之外，也在断断续续地写一些东西，也慢慢积累了一些和的感受。有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想借此阐释一下。几种之间，私底下以为散文相对容易一些，需要我们“在寻常生活里讲好寓言故事”，考验的既是一个人的生活观察能力，同时也需要提炼把握的力量。
小说创作相较于散文，在我的眼里则复杂许多，虚构情节不仅仅需要想象力，同时也在不断地消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积累的素材。有时候，这种素材的消耗量特别巨大，人物的真实性需要立足在诸多细节之上，素材碎片的拼接也并非易事，我常会有一种人生阅历不足的压迫感。
当然，小说创作还有更为关键的难处，那就是我如何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核心主旨，小心翼翼地藏好在情节起伏之中，用好的文本抓住者的兴趣点，又留下能够让读者“解扣”，读懂我想要表达的线索。讲故事容易，讲好一个故事就难很多。有一段时间，我很怕“写故事”，这种畏惧落到实处时，就是我刚刚开个头，觉得文本不太满意或者素材不够，就只能中止在原地。
当然，我以为更难写的是剧本，对于创作者而言所面对的空间和余地是极有限的，人物设定也许一开始就给好了，职业、性别、年龄、性格这些东西框住了许多可能；其次在文本调度上，很多时候只能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之类的互动来推进，至多再加上一些场景描述而已，在构造情境上远不及小说来得方便；有些时候预算和主角都敲定了，“螺丝壳里做道场”以及“因陋就简”是剧本不断被推倒重来，重复劳动的恶根。
当然，诗歌创作也有难处，灵感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更何况还要找到能够承载它的意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自己觉得顺手舒服的状态，也许才会有好的作品呈现。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2)：《红豆生南国》：繁华都市与异乡人身份
文/吴情
中国当代文学丛林中，王安忆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风景。不论是书写都市女性敏感心理世界的《流逝》，还是“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鲍庄》，抑或是绘沪上传奇的《长恨歌》，都大有可观之处。更难得的是，王安忆几乎从不重复自己，近些年来，《启蒙时代》、《天香》、《匿名》，都能窥见王安忆在题材和思想上的追求。不过，上海人上海事上海传奇上海味，王安忆似乎一直情有独钟，毕竟，魔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故事，励志的，或者厚黑的。
王安忆的新作《红豆生南国》包含三部中篇小说：《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尽管近些年来，王安忆多写长篇小说，笔力不凡，但中篇小说似乎更适合她，先前提及的《流逝》和《小鲍庄》，都可见王安忆之如鱼得水。短篇小说篇幅小，需铺垫好，还少不了高潮巅峰，实在难为作家；长篇小说不同，尽可如小火慢炖，直至煲出最美味的汤。虽有结构上的难题，但质量容易把握。
《乡关处处》主要书写了一位沪上家政人员月娥的经历。老家上虞的她，来到上海从事家政行业，几经辗转，服务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家庭，目睹了看似光鲜亮丽家庭里面的争吵、嫌隙，同时还描绘了月娥自己家的情形——其实大致相似，称不上幸福，但也并非不幸福，而是在幸福与不幸之间，作为诸多人生戏剧的背景，上海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变得更摩登时尚，也更难以理解，还缺少了人情味。即便在上海许久，但月娥从未将自己视为上海人。异乡人，只有真正回到老家——有物质家园，以及卸掉了防备的精神家园，方才找得到心灵的寄托，虽然老家在乡下，与都市文明隔绝。
《红豆生南国》中，主人公是一位纠结于养母恩和生母恩之间的香港男人，“他”，没有点出具体名字，因而可以看做一个象征。尽管从小被生母交给养母阜阳，但养母对他，并非呵护，而是动辄谩骂，不过，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合宜的机运，他改变了自己贫苦的命运，养母也顺理成章地转换了态度。不过，对于生母，他一直心有戚戚，想找到生母，尽子女的义务。好在天遂人愿，他的想法顺利地实现了。不过，数十年未见面，儿子与生母，并不很亲近。他，从大陆来到香港，慢慢混成本地人，但身份认同尴尬，就像香港——大陆是亲生母亲，却又受到英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红豆生南国”中的相思红豆，重点却不在爱情。
第三篇是《向西，向西，向南》，讲述了一位独立女高管的家庭生活和海外（工作、旅游）经历。能力卓越的女高管陈玉洁，常到外国出差，丈夫也是商业弄潮儿，两个人都很有眼光，在国内外坐拥好几套房产。可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夫妻之间似乎失去了什么，无法言语。后来，虽然没有点明，但陈玉洁感觉出丈夫已经出轨，女儿对此知情。然而，她未像小女人般哭着挽回这段婚姻，而是听其自然。在异域，她结识了华人餐馆老板娘徐美棠，为其打工（其实她丝毫不缺钱），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所在。
三部中篇小说，人物遭遇各异，但都显示出王安忆不俗的小说功底。她不属于天才型作家，使的多半是“拙劲”，但因为人物本身的经历无甚传奇，反而极贴切。三部中篇小说，文字极其简约，刻画人物性格也好，描摹情态也罢，几乎无一字累赘。行文之中，她常常能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使文本转向了另一重可能的实现，警言妙语更是层出不穷。三部中篇小说，两篇写于纽约，不知当时身在异国的王安忆，是否也有异乡人之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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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生南国》读后感(3)：《红豆生南国》：王琦瑶不常有，他们却常在
以传奇人物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将王安忆推送到官方认可的文学高峰的同时，也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知道，原来我们拥有一个出色的小说家王安忆。 在那样的情形下，王安忆完全可以顺着《长恨歌》的创作路数高歌猛进，那可真是名利双收的康庄大道啊，试想，耽于纯文学，就算是王安忆的作品，就算是一本比较畅销的纯文学作品，又怎能敌得过一次次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的版权收益？但是，王安忆却不恋栈于《长恨歌》的成功，毅然转身着迷于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可以用小说来表达的寻常人家的七情六欲、悲欢离合。
说她毅然转身，是因为王安忆很早就觉悟到，用波澜不惊的手法表现出的芸芸众生一个时段的生活样貌，也许是生活困顿，也许是生活变故，且能吸引读者，才是最高级的文学表达，所以，在王安忆有些绵长的作品目录里，以隐于市的普通人为主角的作品，不在少数，如《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众声喧哗》，以及《匿名》。
我不喜欢《匿名》，但是，我佩服王安忆写到今天这样的名声还敢于实验的勇气，所以，她的新作《红豆生南国》由九久读书人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立刻求来一本认真拜读，想看一看《匿名》以后，王安忆又有什么新的尝试。
却看到了一本回归传统写法的新书。
《红豆生南国》由三个中篇小说组合而成，除了用作书名的一篇外，另两篇是《乡关处处》和《向西，向西，向南》。为什么将这三篇集合成一个集子？最简单的解释是，2016 年，王安忆受邀去纽约待了一阵子，心无旁骛的情形下，她完成了《乡关处处》和《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也基本完稿，回家后一鼓作气，就将写于同一年的三个中篇汇合成了一个集子。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想：王安忆启程去纽约前，就已经制订好了创作计划？你看集子里的三篇小说，《乡关处处》的主角月娥是从上虞乡下到上海打工挣钱的钟点工，《红豆生南国》的主角他是阴差阳错到了香港生活了一辈子的大陆客，《向西、向西、向南》的显性主角陈玉洁，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挣得盆满钵满后去到美国，试图在那里寻找到更美好的生活时遭遇婚姻暗礁的上海女人；隐性的主角徐美棠，则是从青田偷渡到柏林不得已又从柏林移居到纽约后遭遇家庭困局的福建女子。与王安忆以往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一样，三个中篇里的主角都是在乱云飞渡的社会形态里凭借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能力挣得立锥之地的男人和女人；与王安忆以前关注普通人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是，今次王安忆让她的人物大踏步地往外走，月娥从上虞乡下到了上海，他从广东乡下被养母带到了香港一待就是一辈子，陈玉洁和徐美棠呢？上海、青田、柏林、纽约、加州圣迭戈……你看见了吗？王安忆从关切眼皮底下的普通人放眼到了普天之下的中国人，哪怕他在香港，哪怕陈玉洁和徐美棠在柏林、在纽约、在圣迭戈，我觉得我窥到了王安忆的野心：既然国门大开以后华裔的脚步遍及全世界，就要将世界各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收纳到她的小说里！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笔端触及到国土之外华裔的内心世界外，王安忆还在意描述他们的语言能够与充斥在他们耳畔的话语相和谐。
月娥的语言节奏是：向外看去，正看见自家房屋，被天光照亮，绰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向公路过来，却只一霎，转眼不见——是江浙一带人的说话腔调。
他的语言节奏是：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难以分辨，论先后，没有生哪来养？论长短，生是一时，养却是一世——极符合在香港报馆里勤勤恳恳了一辈子的人的口吻。
再来看陈玉洁与徐美棠的一段对话：陈玉洁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三言两语，交代完毕，自己也惊讶这样没有感情色彩……总量不变，老天爷分配不同，这里多一点，那里就少一点。什么鬼话！对面人轻声道，脸上的愠怒退下来，换一种温柔的表情——有见过大气象后心静如水的沉寂。
同一年里写成的3个故事，作家却让笔下的表达有着不一样的“乡音”，我看到了作为一位资深的已经很有成就的作家不停歇的探索和努力，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尝试吗？
诸多另辟蹊径中，最让我感佩的，是放着能够再度红极一时的类似《长恨歌》的题材不写，而去关注四海之内普通中国人的喜悦、悲伤、痛苦和开怀。王琦瑶不常有但他们常在，读者猎奇的阅读取向也注定了《长恨歌》可以引得众人关注，可王安忆偏偏相信，正因为王琦瑶不常有而他们常在，关于他们的文学才会天长地久。只是，抵达天长地久的路途未知又困难重重，对这样一位作家的尊敬和支持，就是跟在王安忆一往无前的勇气后亦步亦趋，从而等待见证中国文学的奇迹。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4)：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一首题为《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的下阕中，表达了一种随遇而安的豁达人生态度。他的原文是“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异乡人而言，身如浮萍，到处漂泊，四海为家。家，不再是固定不动的形象，而是心灵所依的地方，即便天涯，亦可安家。乡关处处，处处乡关。以异乡人为主题的小说不多，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更加少见，触动人心柔软的牵挂，合卷有所思，王安忆算其中佼佼的一个。
《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新近发表的三个中篇小说的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个中篇分别是《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乡关处处》讲述了苦命的乡下人月娥为了给儿子在上虞买一处房子，到大都市上海做钟点工的故事。期间种种辛苦和艰难，一天打五份工，晚上赶一家公司清扫写字间，像陀螺一样的旋转。在爷爷家失去“体面、幸福”的住处后，与同乡挤住在鸽子笼逼仄狭小的空间里。无论生活多难，月娥都能快速融入崭新而忙碌的生活；《红豆生南国》里的“他”被生身父母以“三百番薯丝”的价格卖给了阿姆，六岁随阿姆偷渡菲律宾寻找养父，却意外在香港落户生根的故事。成长、结婚、生子、离婚等一系列的故事铺展开，一颗心无所依，终获救赎；《向西，向西，向南》里的陈玉洁和徐美棠偶然相遇于德国柏林一家中餐馆，匆匆过客的陈玉洁甚至都没有留意作为老板娘的徐美棠的身形面貌，只注意到了那双能劳动却不是苦作的手。不过是萍水相逢，却种下了缘份。此后，为了给女儿伴读，陈玉洁再次向西来到纽约，在这里她再次遇见徐美棠，故事至此完全展开。陈玉洁的故事主线、徐美棠的故事辅线，纠缠在一起，两个境遇均不佳的女人走在了一起。再之后，为了摆脱命运的戏弄，她们又转而向南，最终定居美国加州圣迭戈市。我们说，三个故事，几个小人物的命运发展，紧紧揪住了读者的心，在不大的容量里，安放了时下人们注目的各种现实问题，带给读者的除了唏嘘和感慨之外，还有繁华落尽的静谧和沉静的思索。
王安忆擅长描写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把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抗争通过紧凑的语言，直露地表达出来，人间百态，生命现状，被犀利地展示给读者。有人说她的创作中始终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捕捉蕴含丰富的主题意象，用以营造象征化的、隐喻性的叙述空间，更是通过在小说中编织一连串的意象，通过意象叠加和组合的方式来结构和拓展叙述空间，使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更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本书的三个中篇，王安忆以冷峻、平淡的描写，简约的语言，给读者展示了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深刻地指向了作为异乡人或者说移民，他们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归依。王安忆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心安，也只能心安，才能乡关处处。本书体现了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命运关注。
如果说《乡关处处》中月娥的上海打工经历是移民，未免牵强；《红豆生南国》的“他”六岁时跟随阿姆偷渡菲律宾，意外在香港落户生根，还算移民，却不是一种主观愿望上的移民；而《向西，向西，向南》里的陈玉洁初衷不过是陪读，谁知丈夫有了小三，在纽约的“安家”不过是声东击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陈玉洁却只能将错就错，最后成为了真正的移民。三个中篇，都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以移民小说，在移民的外表下，深藏的是灵魂关怀、心灵归属的主题。至于身份认同，月娥是要叶落归根的，“他”对自己的命运总是默默忍受的，在生活中是一个被动者，“他”背负的是沉重的“还债”—生恩、养恩，亲情和爱情；而陈玉洁略显复杂，与丈夫可说两小无猜，共患过难的，却不能同享安定的岁月，她的内心是挣扎的，最终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出路，就是不做生活的局外人，接下来的人生注定不会安稳，但她的内心一定是尘埃落定，而愈显从容淡定的。
整本书除了要表达乡愁之外，还让我们读到了很多。三个中篇，尤其是第一个中篇，都内含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空巢老人、夫妻异地分居、重男轻女思想、养老、低保、外来人居住难、春运、偷渡等等，在有限的篇幅里涉及到足够多的信息，提供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范围被无限拉大。除此之外，《乡关处处》中有两处描写可谓非常突出，那就是作为社会底层的月娥在悲苦的人生中，也注重享受人生难得的休闲时刻，节假日宁可不赚钱，也要享受半日自由，为了自由而狠下心丢弃爷爷，不仅仅是照顾老人而耽搁了游玩，而是对自由的一种极度渴望。平日的奔波忙碌，在这一刻找到了人生的尊严和快乐。另一处就是告别了爷爷，月娥张罗周末休息时把老人接来共聚一餐，在同伴的善意嘲弄下，月娥的所作所为了体现了一个大写的人，向读者展示了人性闪亮的一面。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月娥的内心也满含同情和爱，关注同样弱小的空巢老人，不管这老人曾经的叱咤风云和如何体面，如今他落难了，就是弱势群体的一员，命运相连，呼吸相同。月娥的善良举动，无疑是对冷漠社会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安忆擅长从古代丰富的思想文化宝藏里汲取营养，我们在本书阅读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闪光。文言文的简洁有力，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她的文字总是如激越的音节一样铿锵有力，余韵无穷。《乡关处处》的题目化用崔颢《黄鹤楼》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人使人愁”，却别出新意，令人印象深刻。《红豆生南国》的直接引用，却脱离原诗的意蕴，表达了一种不可舒解的乡愁。内文中这样的句子也俯拾皆是，却化用得了无痕迹，魅力十足。“时间停滞，超然物我。”在深沉丰富的人生感叹里，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如此种种，无须赘述，读者自能体会。
王安忆作品的风格多变，从《小鲍庄》中各色各样青年人的欢乐、苦恼、追求和理想，到《长恨歌》中讲述的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以及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一路走来，我们读到的作品，无一重复相同的主题，体现了她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但同时，她也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时刻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把自己最深切的爱倾注在笔下，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部与时代脉搏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
心要无所依，到哪里都是流浪。心若有所依，即使天涯海角，也会找到归属。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漂泊，在路上，有孤独，有惊喜，有悲伤，有快乐。不管走多远，心有所属，心有所依，就是故乡。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5)：稀缺中的“过得去”
在此之前，王安忆的书，我只看过《长恨歌》、《启蒙时代》、《小鲍庄》。最近的，距今也已十年。故事大体有印象，情节和语言则忘得一干二净。
《红豆生南国》，名字有岁月感，却是新鲜出炉。想到那三本是在图书馆借阅的，便以“欠她一本书钱”的理由买了这一本。
形式上，无序、无跋、无封，自信又开阔。
内容上，无惊喜亦无失望，算是过得去。
题外话：国内作家，擅长都市题材的还是太少，这种“过得去”，也稀罕。
三个中篇，三个异乡人（《乡关处处》中在上海做钟点工的绍兴人、《红豆生南国》中在香港做报纸副刊的福建人、《向西，向西，向南》中在纽约无所事事最后开起餐馆的上海人），一个比一个阶层高，但某种程度上都是移民，都身处进退维谷的困境。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乡愁。
P、S、
第一篇小说的第二页，有一句描写枝间光的，我很喜欢。巧极了，读到它后没多久，在《米娜》官微上，看见了日本设计师Kotoko Hirata推出的名为“木漏れ日”的团扇，非常美，非常夏天。
《红豆生南国》读后感(6)：王安忆又回来了
纯白色封底，蓝线素描的欧洲小镇，很贴切地展示了这本书的特质：它不是浓烈跌宕的情节型小说，而是细腻的工笔小说。对致力于长篇创作的小说家来说，中短篇小说更像是在奔赴下一个长篇之前的休息和热身。去年出版的长篇《匿名》对于时空、文明的宏大思考和繁复思辨，无论是对王安忆，还是对喜欢她的读者而言，无疑都是一次陌生的冒险之旅，赞赏她勇于突破的有之，失望于她繁琐空泛的有之。而《红豆生南国》，又一次回归到针脚绵密的日常书写之中，回归到我们熟悉的那个“王氏风格”。
此书包含三个中篇：《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对应三个城市：上海、香港、纽约，写了三组群像：上海钟点工、香港男人、纽约华人。这三个城市无疑都是世界级大都会，高楼大厦之下，人潮汹涌，多少人生故事滋生其中。写都市日常人生，正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有个细节颇有意思，三篇小说都标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分别是：2016年元月25日纽约；2016年4月9日纽约；2016年10月27日上海。2016年她客居纽约时写上海和香港，回到上海后回头写纽约。在一个城市写另外一个城市，时空的距离就有了，能够以远观的审视态度来写。而在纽约的生活，让她对美国海外华人的生活有了细致的了解。
《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颇不相同。在语言的运用上，前两篇语言往回缩，四字结构，颇有古白话的凝练之风，而到了第三篇恢复到日常普通话的节奏。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这一点：“可能还是和题材有关系。尤其是第二篇，《红豆生南国》，因为我写的是香港社会，香港人说话其实很有古风的，但我本人不会说广东话，当我很客观写他们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希望能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到了第三篇就是普通话的叙述。第一篇是写绍兴保姆，绍兴人说话也和普通话体系不大一样。普通话的叙述和地方上的叙述不一样，但我也不企图像金宇澄那样（全用地方话来写）。”
王安忆之前也写过上海外来务工人员，比如说《民工刘建华》写木工，这次她写了钟点工月娥。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向来都是生命力顽强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困顿，都能一步步打拼出一番新天地。月娥也是。她有着朴素的生活观，每一点攒下来的收入，都能让她觉得生活有盼头。同时她也接触到了繁华的上海，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上海人，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有了感情的维系。“幸亏，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倘若不是这一步，少赚钱不说，还错过多少风景，岂不可惜死！”夜晚忙完，她骑着电动车穿行在上海的街道上，内心涌动着的是自豪感。
王安忆小说中有个常见的人物模式：女强男弱，在这本书也有体现。《乡关处处》中月娥与丈夫，女方在上海打拼，男方固守家中，家里主要经济收入还得仰仗女方。而在《红豆生南国》中，男人则在情感关系中处于弱势。这个香港男人骨子里是文艺青年，早年随时代风云鼓动，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文章，后来运动落潮之后回到生活之中，结婚生子，日子却并不如意。这篇小说中提到的两个女人都是香港男人的至亲之人，一方是他的养母阿姆，一方是他的妻子（之后是前妻）。婆媳不和，他夹在中间，备受折磨，“千真万确，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他生来就是为了还报她们的施舍”。
“女性是他天然的债主”，是王安忆诸多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母题，这个“他”可以是《一家之主》里的新加坡男人，可以是《长恨歌》里的萨沙，也可以是“三恋”中的男人们。女性在这种关系中处于强势，她们主动地争取自己的命运钥匙，相比之下，男人都孱弱苍白，习惯往内里缩。《红豆生南国》这样写道：“他惧怕婚姻，婚姻这一种恩惠，比生恩养恩又有所不同，它包含情欲的施舍，不啻是人生的奢物，更有传宗的给予。想他这样，出生多余的人——被送养的命运多少有这么一点意思，有延续子嗣的价值吗？他简直在强取豪夺，剥削造物，前债还未还清，哪敢再续后账？”
再说到这两篇小说的题目，也体现出王安忆一贯的偏好，她往往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求灵感，如《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天香》等。这次也不例外，《乡关处处》出自崔颢的《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红豆生南国》出自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古典诗词，人生况味，高度浓缩，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却是从杂乱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品出诗意。
说到日常生活，王安忆非常爱提到一个词——“芯子”。在《长恨歌》中，她写王琦瑶的生活，找到她的性格逻辑，顺应时代的变动而走，然而生活的日常是最里层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是踏实地活着，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她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小弄堂里狭小格局里有大文章，如何布局，人们如何相处、生活，人情世故如何微妙细腻地展开和变化。她写起这些来，可谓是“耽溺”。《乡关处处》和《红豆生南国》是这种“耽溺”的延续。
《向西，向西，向南》写上海女人陈玉洁和丈夫跟随改革开放大潮在生意场上一路打拼，挣到足够多的钱，来到纽约，买下房子。紧接着是生活的崩塌，丈夫出轨，女儿疏离，打拼半生，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篇小说从柏林到纽约再到加州圣迭戈，空间跨度大，涉及的材料也多，前半段稍显滞涩，后面写到两个女人的相处，一下子又流畅熟悉起来。
对于女性情谊之间的刻画，也是王安忆的拿手好戏，比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与她的女伴，《弟兄们》中的三个好姐妹，《天香》中的小绸妯娌。女性间的感情往往是无关情欲的亲密无间，其细腻微妙往往也是王安忆着力甚多之处。这篇小说对两个女人之间的交流，有细致的描写，读来颇为动人。
读完三篇小说，有一种“人生如寄”之感。钟点工在上海，千辛万苦，终究难以扎根下来；香港男人、至爱之人，都让他疲惫不堪躲闪不及，虽然在从小生长的城市，不也如风吹浮萍一般吗？而纽约的这两个女人，跨越半个地球，相遇之时都有心伤……
原有的生活都已经远去和崩塌，未来的生活还不可知，只能看个人造化。王安忆喜欢把这些寄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这三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务工、香港回归、国企改制、金融风暴……人寄存于时代之流中，时代变幻，人生随之变幻。在《向西，向西，向南》结尾，原来在柏林开书店的潘博士光顾了陈玉洁和徐美棠的中餐馆，潘博士“发现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是，做一名游僧。开车行驶在西部的沙漠，仙人掌一望无际，太阳照耀大地，前方是地平线，永不沉没”。这或许也是王安忆笔下很多人物的自我放逐之旅。
王安忆说过：“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还说过：“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当然是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安排得非常好的，但如果仅仅让我写一部世俗小说我是没有兴趣的。”《红豆生南国》可谓实践了她的想法，三篇小说都是“好听的故事”，虽然都涉笔世俗生活，可又能从世俗中超拔出来，酝酿出生存的诗意来。
PS：此文已发《新京报》，略有修改。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