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醇亲王府连续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也就是所谓“两代潜龙，一朝摄政”，可谓是清朝史上前所未有的声名显赫。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共生育7个儿子：第一子、第三子早殇，第二子为载湉（光绪皇帝），第四子为载洸、第五子为载沣（宣统皇帝的生父，摄政王）、第六子为载洵（清末海军大臣）、第子为载涛（清末军咨府大臣）。
醇亲王
古代皇太子们常常会为了争做皇帝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杀戮。但是当皇帝这件事发生在光绪和父亲醇亲王身上，就成了麻烦事。光绪亲爹醇亲王甚至尚书慈禧死都不要做皇帝。在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在决定皇位继承人的会议上，慈禧一锤定音，过继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给咸丰皇帝和自己做儿子，并立为帝。
因为慈禧太后之所以把皇位送给光绪，就是让他乖乖当傀儡的。至于他爹醇亲王奕譞还想封皇帝，没赐杯毒酒就不错了。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听到儿子载湉继统的消息后，“碰头痛哭，伏地不能起”。
一生历经宦海沉浮的奕譞非常了解慈禧，更了解慈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紧抓皇权，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而自己非但不能父以子贵，反而会因为与皇帝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成为慈禧打击的对象。
醇亲王
奕譞一生谨小慎微，对慈禧始终恭敬有加。从得知儿子继位而晕厥这件事，可以看出奕譞的胆小懦弱，光绪则继承了他的性格；但长于深宫，未经政治历练的光绪却没有父亲的谨慎。儿子送进宫后，奕譞虽说是慈禧亲妹夫，但还是整天提心吊胆，他不奢望能封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只求安安稳稳能保住小命就行。他有这份安分守己的心，但慈禧可不知道，万一哪天有人想讨好皇帝儿子，提议给“本生父母”上尊号，那自己可真就得罪慈禧了。醇亲王
想来想去，为了不给儿子惹麻烦，也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冥思苦想给慈禧上了份奏章：
“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
奕譞唠唠叨叨中心思想就一个：我做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已是莫大的恩典了，其他的一概不想。并且还建议慈禧把这东西留着，以后谁要是有人想讨好儿子，给自己封“皇帝”，就拿这个堵他的嘴。慈禧高高兴兴笑纳了。
醇亲王
到了光绪十五年，光绪举行大婚，眼看就要亲政。河道总督吴大澄果然跳出来上奏折，请慈禧“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慈禧立即拿出了奕譞十几年前写好的“保证书”，一下子堵上了吴大澄和其他“别有用心”大臣的嘴。
可见醇亲王还是有先见之明，光绪当了皇帝后有职无权，完全成了慈禧的傀儡，清朝便就此葬送在慈禧手里。
从大太监李莲英对醇亲王和光绪态度上就能看出他的为人有多么老道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今河北省）。原名李进喜，慈禧太后赐名连英，李莲英是清王朝慈禧时期的总管太监，陪伴慈禧太后近五十三年，但是在历史上名声颇为不佳。据说李莲英生活一直很潦倒，他的老家河间府盛产太监，他看到许多太监入宫后发了财，有的还衣锦还乡盖房子娶老婆，好生羡慕，于是他便净身入宫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李莲英发迹是从为慈禧太后梳头开始的，当时宫里李莲英有一个老乡叫沈兰玉，告诉李莲英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听说外边流行一种新发髻（发型），但宫里太监怎么也梳不好，慈禧太后很不高兴。沈兰玉让李莲英好好去学习下这个发型的方法，李莲英是有心人一个月后便把这方法联系的十分熟练，沈兰玉便把李莲英推荐给了慈禧太后，李莲英由此展露身手，后来果然得到慈禧的喜欢，慈禧太后对梳头极为重视，甚至有发癖之嫌。自从有了李莲英后，不管是挽髻还是簪花，慈禧太后都指定要李莲英亲自动手，不然的话，她整天都会觉得很不自在。从此以后李莲英陪伴慈禧左右开始了他红极一时的太监生涯。
慈禧太后原本最宠信的是太监安德海，其曾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但安德海为人飞扬跋扈，做事情从来不给自己留余地。有一次慈禧太后便派他到南方去置办皇帝的龙衣，安德海一路上招摇过市，向地方官员大肆索贿，结果在慈安太后和恭亲王的授意下，安德海被山东巡抚丁葆桢以清廷祖训“太监不得出宫”为由，以假太监的名义处死。慈禧太后的把柄被抓，也无可奈何，也只能怪安德海过于张扬，咎由自取。就这点来说，李莲英要比安德海聪明而且低调的多。从下面两件事可以反映出来：
1886年，当时慈禧太后拟派的是醇亲王奕澴去检阅北洋水师，因为奕澴是光绪的生父，他生怕慈禧太后猜忌他擅权，于是便主动要求让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陪同前去，以表示自己没有二心。慈禧太后命令醇亲王作为朝廷的正使、李莲英作为副使，前去视察北洋水师。要是换了安德海，那尾巴肯定翘到天上去了，但李莲英则却非常低调，为了避嫌，李莲英出发前还特别把慈禧太后破格赏赐给他的二品顶戴换成四品顶戴（按清朝祖制规定太监最高只能获得四品顶戴），然后规规矩矩的跟在醇亲王后来出发了。
一路上，李莲英丝毫没有钦差大臣的架子，按理李莲英作为检阅副使，应当和醇亲王并排检阅，但李莲英刻意和醇亲王、李鸿章保持距离，他拿者醇亲王的大烟袋，退后半步，低眉敛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给醇亲王站班伺候的。就连晚上醇亲王洗脚，都是李莲英亲自给打热水，还说自己以前没机会伺候王爷，这次一定要尽点孝心，一下把醇亲王感动稀里哗啦，检阅完回去后在慈禧太后的面前极力称赞李莲英的忠诚可嘉、可成大器。慈禧太后后来也喜滋滋的说，“总算我没白疼他”。
《德宗遗事》里也说，庚子年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美其名曰“西行”，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局势稳定后一行人才返回北京。到了保定时一行人在此安顿，当时慈禧太后的卧室铺陈华美，供给齐全，当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各太监及内务府的人也纷纷散去休息。李莲英后来走到光绪的卧室，发现里面居然一个太监都没有，只有光绪一个人对着油灯枯坐，李莲英跪安后问:“主子为何这时还不睡？”光绪说:“你看看这屋里，叫我怎么睡？”李莲英一看，发现这隆冬季节，光绪屋里除了坐褥和椅子靠枕外，竟然连被子都没有。李莲英觉得光绪这皇帝做得真是太可怜了，他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真是罪该万死！”随后便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说“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也没有办法了。”
光绪回到北京后，还经常念叨这事，说:“若没有李俺答，我恐怕都活不到今日。”（俺答在满语的意思为师傅）。光绪的最后十年，经常被慈禧太后为难，李莲英也没有落井下石，有时还会给光绪一点照顾，相比其他趋炎附势的太监们来说，李莲英还算厚道。
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李莲英在办完两人的丧事后，也在次年请求告老还乡，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即享受原薪每月六十两银子的退休待遇）。就这样，李莲英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一年的紫禁城。1911年李莲英在家中病逝。死前李莲英用十六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李莲英是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他从中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千方百计地讨主子欢喜，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低调做人。这也算是李莲英成功的秘诀吧。
揭秘慈禧为何要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坟地在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有一座俗称“七王坟”的园寝，这是清朝醇亲王奕譞的茔地。据说奕譞死后多年，园寝上的一棵古树竟被慈禧太后下令砍去。关于此事起因，要从奕譞亲选园寝谈起。
奕譞选定这块风水宝地时，还不到30岁。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当时奕譞正在蔚秀园养病，有一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十里之遥，是醇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和醇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风水最佳，奕譞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奕譞另请风水先生看视，最终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筑了园寝。
为了帮助奕譞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五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别赋诗一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其中有“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五万两)”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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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王园寝坐西朝东，前方后圆，依山顺势，步步升高。台阶之上，建有碑亭、月牙河、石拱桥、享殿、宝顶。按清朝制度，王公府第、园寝应用绿、蓝色琉璃瓦，而醇王碑亭却覆以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仅此一端，就显示出醇亲王身份的不同凡响。据记载，奕譞过世后，最初运输的碑石比目前竖立在碑亭内的石碑高大许多，因过于沉重，中途无法上山，不得已留在山下，雕刻碑文后就竖在醇亲王同母弟孚郡王奕譓园寝(现称九王坟)的碑亭内，而将孚郡王园寝一块较小的石碑运上了山。
趣历史官方微信号：qulilshi_v5园寝内泉水淙淙，林木茂盛。除了苍松翠柏，在奕譞墓道前，还长着一棵古老的白果树(银杏树)，树身八九人合抱，高十数丈，据说是金元时物。然而，就是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树，竟使奕譞死后难安。
关于古树被伐一事，记载最详细的是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内务府大臣英年，素讲堪舆(风水)，曾为慈禧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他急着想升官，就找机会对太后献媚说：“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树阴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是个皇字，于皇家本支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就说：“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
“他”即指光绪帝。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奏闻皇帝。光绪帝不许，并且严厉下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诸臣只好又去请示太后，太后态度如旧。相持月余。一日，光绪皇帝退朝，听太监说，太后已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醇王园寝。光绪帝急忙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遥见亭亭如盖的白果树没了踪影，不禁号啕大哭。连哭二十余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正围着砍树根。周围还挖了十余丈的深池，用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止复生芽蘖。光绪帝默然无语，步行环绕墓三周，顿足拭泪而归。
关于此事，在当地村民中还有种种传言。有的说，在挖树根时，从底下钻出了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有一尺多粗，长数丈。还有的说，庚子年间(1900)闹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转世报仇。这些传言以讹传讹，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伐树一事究竟有没有呢?
王照为了印证此事，曾亲自去当地考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对唏嘘。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驴夫，自述曾亲自抬着小轿送光绪帝上山。
最可靠的证据，见于光绪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上面明确记着：
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
翁同龢落笔简单，略去了前因，只记了后果。如果不是有了王小航等人的记载，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慈禧太后为什么对一棵白果树心存耿耿?“风水”之说似乎有些牵强，醇王奕譞生前谨小慎微，对她不敢有丝毫冒犯，死后被追谥号曰“贤”，太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园寝上的一棵古树下此狠手。所以，也有可能，这是她对亲政后锐意变法、越来越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