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读后感(1)：不负云和月
97年，我还不到七岁，念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有一天学校小广播响起，说汪曾祺逝世了。汪曾祺是谁？我不知道。
家乡高邮，一个闭塞古老的小城，印象中并没有苏北水乡该有的灵动秀气。冬天刮刀子似的风，哀伤的芦苇荡子看不到边，晚饭时人们捧着茶碗串门……粗糙、冰冷。
那时已把仅有的几本童话读了又读，便开始翻表哥表姐们的书柜。偶然撞见一本很厚很厚的《梦故乡》，也就“饥不择食”。那本书是当地教育局为纪念汪老的逝世编订，精选汪老作品，全县的中学生人手一本。中学生有几个读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本书于我是天大恩赐，算得幽暗童年的一抹亮光，虽当时并不曾留意是谁的作品。
跟着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屁大点的小人，成日和一个老头子神聊。也有很多字看不懂，却还是痴迷了，痴迷了，痴迷了。
我不知道原来家乡是那么美的。那时候太小，世界太小，心也太小，寄人篱下，更多的感觉是无望。总也想自己是不一样的，却总是被欺负到哭鼻子。每天背着比自己还大的书包佝偻着背去上学，那样的日子，真是一刻不想多过。
那时候我或许暗恋过那个小和尚吧——有一口的好嗓子，会描各种活的花，长得也漂亮。书中的大和尚们和平日所见的一个样，过年杀猪，只是要加念往生咒，娶小老婆……竟也记下了那首油油的小调——“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高中和汪老成了校友。他1935届，我2005届，隔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嗬，入学第一天便是学他作词的校歌，
“国士秦郎此故乡，湖山钟人杰。
笳吹弦诵一百年，嘉树喜成列。
改革开放乘长风，拓开千秋业。
啊……
且需珍重少年时，不负云和月。”
真好，他说不负云和月。不是不负祖国不负父母不负理想，是不负云和月。
……
去年暑假，外公躺在藤椅上觑着眼睛看《梦故乡》。书已经发黄、卷页了，约莫是我小时候藏在书包里的那本。
老人家指着封面汪老的肖像说，这是个实在人啊。
不知怎么，忽然就很感动。
于是又把那个小和尚的故事拾起来，一遍一遍地看。看到英子那串小小的脚印，看到明海大声喊“要”……
忽然觉得，一切不好的，真的都会过去呀。
《受戒》读后感(2)：波澜不惊
老头的文字，有一种充满平和味道的怪异的吸引力。
只看了两篇老师推荐的短篇小说，不用吃素不用戒色的和尚世界和习用习惯法且男女关系开放的大淖，是隔着纱窗看的奇异的小天地，仿佛都是隔了一层了，不只和我们的世界隔着什么，和其他小说家的故事也隔了一层了。
老头的小说里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对的，就小说本身而言，原本就是讲故事讲人物的，如果一不小心讲出一个大道理来，那也是人物的功劳，不是作者的，因为作者原本就是不能帮人物说话的。
但若说小说是用来塑造人物，老头小说里的人物又是面目模糊的，当然，他们都是美的，年轻人那种模糊的美，带着一点中国小说家对农村美人的格式化，瓜子脸或是鹅蛋脸，长长的丹凤眼，乌黑麻亮的发髻，有一两个自己的小动作——连小动作都是格式化的，或是眯个眼睛，或是歪个脑袋。是从长条的画卷下抠下来的人物——中国的画家也总是把人画的八九不离十的。性格也是有一套的，男的总是勤劳坚强的，话不多，但是有一股生活的韧劲，女的就自由一点，环境宽松一些就活泼些，吃苦时就是心灵手巧，但都是善良纯真的。
故事也是就这样，带着点民间传说的调调，是真的，或是假的，大家听着不过图个乐，说不定在那个犄角旮旯里真有这样的地方呢？像是那么回事，但又有点不靠谱。
老头的文字也很平凡，像是长长的水袖，虽然流动着，却是没有扣子，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句子。
这样看来好像一无是处，但是老头的好处全不在上头这些地方，一定要说他的好处，不过在“自然”二字上头，这是所有作家都喜欢拿来做文章却极少有作家真能写出文章的一个东西，老头胜就胜在这种波澜不惊的心态和本色的语言，带着一副葡萄色的眼睛，看那个介于真和假中间的世界。
老头自己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的确，老头的世界是带着点乌托邦的色彩，但是老头把一个假的或者说是经过微加工的世界描绘的如同真的一般，加上适当的距离，谁愿意否定它呢？
我不得不说，《受戒》是我愿意一读再读的一篇小说。不为别的，就为读着舒服，读着自然，就为它太适合那种阳光微醺的午后，太适合那一把原木色的摇摇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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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作业，写得很自得，高一的我不喜欢沈从文，高二却深爱汪曾祺，也许是因为大了一岁的我终于愿意去相信童话。
《受戒》读后感(3)：评《受戒》
有一个公社的书记，告诉汪曾祺一件事：有一天开公社干部会议，第二天整理会场准备再开会，看见桌上的胶台布上写着，是《受戒》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
当汪曾祺不无得意地向香港作家施叔青讲述这件事时，距离《受戒》问世已逾七年，中国的文艺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已变化巨大，且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
汪曾祺讲这件事，针对的是施叔青的这个问题：“你这样写出，人家不会以为你在侮辱工农兵的形象？性开放的现象，在你的小说里，只限于劳动阶层，对知识分子从不触及，为什么？”
汪的回答很有意味，除了讲述公社干部写对话的事，以证明读者对《受戒》的支持之外，他还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1988）
放在1980年，施叔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那一年，正好六十岁的汪曾祺打算写这么一篇“一直想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一直没有写”的小说时，他心里确实有着反复的犹豫、挣扎与自我辩论。
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回忆，这篇小说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三十二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的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说起来汪曾祺甚至有些激动：“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
然而这话是“倒放电影”式的感慨，汪曾祺久经风霜，“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全经历过的”，知道他的写作冲动会触碰哪些禁区，他为自己准备了辩护词：“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有了大体设想后，他与别人谈起过，并进一步为自己辩护：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提出的这些观念，在今日中国，已成常识，也不会有人再去问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但若回到1980年的语境，是能够领会何以作者及周边人群，都怀揣着一份担忧。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以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李清泉辗转托人要来了这篇小说的手稿，附着作者一纸短简，说：“发表它是要胆量的。”李清泉“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不过，那时候的人都明白作者的担心源自何处：“我们心里还存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体验，那便是对于‘左’的演绎法的恐惧，但那却完全不在于你的作品有无毛病和毛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它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罪名。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候旨、不容分说。”李清泉最终是横下了一条心：“产生这种情况的条件，虽不能说完全消失，却也消失了不少，它不仅不该再有，也不很可能再有，万一再有自然又是一场大灾难，又何惜一身”。
这些细节很能说明当年的语境：人们重新表现出“对艺术的忠诚”，作者如此，编者、读者亦如此，但确实整个民族“陷于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猥琐平庸气氛太久了”，看到《受戒》这样的作品，自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甚至像那位老杨同志，“本来已经有些沉（进去）了，却幡然警觉起来——它毫无意义！”这说明意识形态要求内化至读者心中，已达何种程度。但那又是一个相信未来、奋发向上的年代，总要有人撞破某些禁忌，要有人展现某种回归，这又是另一种默契，因此“《受戒》的出生是炫人眼目的，同行相见是喜形于色的，对于改变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是起积极作用的。”（《关于〈受戒〉种种》，1987）《受戒》最终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受戒》，并评论说，刘是“提出爱情的问题”，张“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写爱情的永恒”，“刘心武敏感，捷足先登；张洁写苦涩，这女人恶；汪曾祺写欢乐，姜是老的辣。”（许谋清《我感觉到的汪曾祺》，1993）
“欢乐”似乎确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黄子平对此的描述是“悲愤哀伤惶惑，‘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蓦然出现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汪曾祺的意义》，1989）不能不说，《受戒》不仅是对新时期之前的共和国文学“不谈爱情”、“政治挂帅”、“主题先行”的反叛，同时也构成对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反拨。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稍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对现世人心的抚慰，却是通过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来实现的。
依照当年的批评模式，人们为了肯定《受戒》，努力要在其中读出“人民性”、“反封建”的意义，诸如“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内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同时他也对劳动人民的旧社会身受的重重苦难表示深深的同情”（陆建华《动人的风俗画》，1981）；“作者为两个小恋人选择受戒与庙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具有诙谐的机智，无疑是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1983）；“《受戒》中小和尚与村姑的爱情故事，是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弄，还是借描写半僧半俗的生活，表示对那种略带原始韵味的人情美的热衷呢？或藉此反衬城市那种物欲横流的丑恶世界？”（周荷初《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评析》，1988）……而今重读这些评论，不无隔靴搔痒之感，但这些评论呈现的问题是：时代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着解读汪曾祺的方式，虽然汪一再表白“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但转型时代的“权势转移”足以让边缘与主流之间，有多重对话与转化的可能。
汪曾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不妨说，对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迷恋，也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背后，潜藏着不同人群对《受戒》的多重解读。
据陆建华的调查，群众对这篇小说的感受是“文章写得象，也写得美，读了使人欢喜，给人添劲长志”。为什么四十三年前的僧俗生活会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受？当年风靡一时的传读给了《受戒》一个标签：“小和尚谈恋爱”。这个浅白标签其实恰当地表明了《受戒》在道德禁区的“冒犯”意味。
比如，让公社干部们如是喜欢的“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在《受戒》中共有五处，第一处是两人初见，明海初来乍到，满怀羞涩，小英子都极为主动：“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第二处，小英子向明海打听受戒是怎么回事，结尾是“我划船送你去。”“好！”第三处，小英子去看望正“散戒”的明海，问他疼不疼，哪时回去，结尾仍是“我来接你！”“好！”第四处，小英子与明海在路上讨论善因寺的见闻，明海说他有可能被选做沙弥尾。小英子心中有了思量，“划了一气”，于是过渡到了第五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对话：
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明海认同小英子对自己未来的安排）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明海又认同小英子对自己现在的安排，注意，此时小英子还没有任何表白）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这就是让“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的芦花荡子）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来路，明子在芦花荡里“使劲地划桨”，引起小英子惊叫：“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归途，两人两只桨一齐“飞快地划”，划进芦花荡）
人们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语句，觉得它们“美”、“有劲”。在训练有素的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但二十多年后回看，这些是《受戒》对读者的全部吸引力所在吗？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加一但书：“但大淖的风气里毕竟羼杂着渣滓……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到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采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987）尽管评者总是加上“思无邪”、“反抗宗教”等断语，但在《受戒》里，完全看不出存在一个“虚伪的神的世界”，明子的师父师叔都是可以娶妻或通奸的，善因寺方丈石桥也现放着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在禅房里，谁来破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呢？小说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要说有，只能是存在作者、读者的现实生活之中。
《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
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我们不要忘了汪曾祺年青时期饱受的现代主义熏陶），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
笔者此言，并非要否定《受戒》的文本价值与语言成就，而是想指出：在《受戒》推出的1980年，批评界根本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来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如果说，《受戒》凭借文体的实验性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同，恐怕没有充分考虑当年的文学语境与读者接受能力。那是一个边缘对抗主流的年代，而《受戒》中充满着边缘的元素：性、宗教、无主题、无情节、旧社会、世俗欲望……这些元素让原本具有先锋性的汪曾祺小说成为了笼罩性的示范文本，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
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来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
对汪曾祺的评论“定位”的关键点到1988年才出现。这年九月底，《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仓举办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林斤澜、李陀、陈世崇、黄子平、陈平原、李庆西、李国涛、李洁非、王干、孟悦、潘凯雄、罗强烈、蒋原伦等，老一辈的吴组缃也到会发言，称得上群贤毕至。在这次会上，李庆西提出的“士大夫气”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认同，而地域文化特色则被认为相对次要，这意味着汪曾祺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有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种提法容易忽略汪曾祺的西方文化背景及他对四十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标签的威力是强大的，汪曾祺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种定位是有效的，尤其将汪曾祺与同时代作家有效地区分开来，当然，凸显的同时也意味着遮蔽。
延伸阅读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
“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北京文学》1989年1月号。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年第5期。
“汪曾祺评论小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杨志勇：《传统的自觉——汪曾祺创作论》，《求索》1994年第3期。
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小说评论》1997年第5期。
《受戒》读后感(4)：写给许多年前的那一场梦
汪曾祺老先生是我男神，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该多好，我还想读他写的文章。
若将汪先生所做文章分门别类，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童年栖居江南的生活，如《受戒》《鸡鸭名家》《大淖记事》《异秉》《小姨娘》《岁寒三友》《侯银匠》；青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如《泡茶馆》《日规》《跑警报》《鸡毛》，中年作为一个右派被下放，如《黄油烙饼》《七里茶坊》；以及晚年回忆师友，对金岳霖、沈从文、王浩的回忆等等。都写的很好，但越与早年光阴相关的故事越棒。
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偏好的缘故，以《受戒》、《异秉》这样的名篇，哪怕放到国际上与第一流的大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记得前几年我曾跟某中文系出身的男神争论了一夜中国现当代文学里面的男神，只有在汪曾祺身上达成共识。他跟我一样，将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都读了个遍，只要是汪先生小说里的段落，稍经提醒，都能回忆起，从身体里走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读书少的缘故，国内那么多大家我都看不上眼，只有汪曾祺、高行健等几位老先生得我钟情。如果说高行健继承魏晋志怪小说的风骨，那么汪曾祺便是得晚明小品文的遗韵。虽无声色犬马，却有景致美食勾人心肠，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是从大姨娘家里翻出《异秉》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被书中的吃食打动。每当饭点，必定捧出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来，一边吃饭一边读他笔下那些可人之物。不知道多少次被父母因为不合餐桌礼仪，而呵斥过。
现在我细细想来，喜欢这些书中的饮食，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很好吃，而是因为他们被写的很好吃，打动我的不单是因为流动在书中的美味，更在于围绕这些吃食的人情味，将市斤烟火、红尘往事娓娓道来，不动声色，自有褒贬，他的老师沈从文虽然也喜欢写吃的，在这方面却远远不如他。如果说这还能够学习的话，那人世沧桑皆老去，惟心尚在的豁达从容，我是一辈子也模仿不来的。汪曾祺先生用非常平淡的笔触，写下天下第一等的文章，说的无非是寻常道理，字字珠玑中却惊心动魄。
这惊心动魄不是昵昵儿女语的一惊一乍，而是庄子笔下意识到死生之间有大恐怖，却淡然置之，不忧不怒不悲不惧。有多少英雄人物慷慨激昂一世，却在命数上着了相，就像汪老先生嘲笑地最后气势不足，只能靠洒狗血草草应付此生。他的小说里是有痛苦与无奈之处，但这苦痛与无奈却依旧动人，仿佛被人注入生命一般，在文本当中活了过来，甚至比现实还要美。这美不是因为他对苦难的审美化，就像俄罗斯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置诸圣徒于黑暗中受难，从而接近天国的美好想象，而是纯粹中国式的承认苦难，却不被苦难击倒，而是达观地活着。不仅让人想起苏轼、陶渊明，洒脱的人格美在诗与一剪梅中，迎着阳光颤颤巍巍地挺立，不需要像海明威般硬充男子汉，却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他的小说是美的，在苦难中依旧是精致的，却不像董桥，精致地过了头，只能局限于花鸟器物中，纤巧飞星，稍微用力就在尘埃中破碎，毕竟董桥一生是幸运的，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也没有置身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中。他的风格是独属江南小镇的田园牧歌，是袁枚与张岱的混合，没有打起伞坐在船头穿梭于饱经磨难却永远不曾变易初心的江南小镇之间，是感受不到这份散漫与自适；如果不是在那里生活过的江南子弟，也是无法理解江南含蓄温婉的人情冷暖。就算号称自己体会到了，其实也是打了折扣的折扣的折扣的折扣，不值一笑。（这里是地图炮，群嘲AOE，无关人员赶紧撤离）
于是，尤其是回忆早期年月的文字里，汪先生并没有刻意为之，一种悠闲从容，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细腻的感情却跃然于纸上。就像冬日含蓄的阳光透过纸糊的纱窗上，在眉心指上跳来跳去。因为汪先生的气质就是故乡的气质，江南人是怎么活着就是他怎么活着。
在他最伟大的作品《受戒》里，骨子里的世俗味道飘散在水乡山野间，在浮屠断壁夕阳残照市井小巷楼宇宅院里回荡着同一个声音：生活真美好。主人公明海与小英子那青涩的爱情，让人不禁想起古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轻快活泼，就像一个梦，读到这里实在不忍心唤醒。脑海里只剩下镜头被拉远，小英子蜻蜓点水在明海脸上的一吻，被重重叠叠的荷叶掩映，渐行渐远，直到看不见身影与踪迹，只剩一群鸥鹭被惊起。
自许久许久之前，中国人就不被允许表达出人性，一点一滴都要被社会所淹没，在大酱缸里消失了自己。尤其是在那场意图改造中国人灵魂深处庸俗与欲孽的“哔—”里，就算要流露些许情感也要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我今天打着伞在家乡的小镇里，迎着雨走过，看着温州的市侩与庸俗被年味的温情一洗而过，从未消失但依然可爱。我爱这样的世界，我爱那一丝丝情感细腻，从不明言，却永远挺立。我脚下的尘世虽然庸俗，温柔地却令人想哭啊。
华中吃饭大学陈芝春王正月
《受戒》读后感(5)：芦苇深处的梦
我很喜欢置身寺庙的檀香味中，听晨钟暮鼓与自然和谐的音韵。尤在燥热的夏日，倚着朱红的墙壁，看着延绵的香火，会觉得清凉平静。但我从未想过更深入了解寺院的生活，且向来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使路过斋堂望向整齐排列着碗筷的长桌，也很难想象僧侣吃饭时的样子。拂裟经过的高僧也大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我嗅不到一点人间烟火的气息，整个寺庙弥漫着的肃静感让人窒息。
在翻开《受戒》之前，我以为这本书会将我代入这份庄严与肃静里，让我得以窥见佛教信徒的苦行僧生活，未曾想翻开书后尽是俗世的百态形色，喧嚣的尘埃和嬉闹声扑面而来。
故事发生在南方某个僻壤的小镇中，那里有座荸荠庵，当地人大多以和尚作为一种职业。十三岁的小明子很自然地被选中出家。后又以随舅舅出家为契机，小明子在河上的小舟里遇到了剥着莲藕的同龄女孩小英子，他们之间产生了懵懵懂懂的爱恋。故事的这条主线显现后，荸荠庵里的种种反倒成了与小英子聊天的谈资。他一边在毫无清规的寺院里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常，一边往小英子家里跑。无所束缚的僧侣生活和初恋的甜蜜相映成趣，整个故事无所起伏，却悠扬生趣，读后仍觉意犹未尽，余味无穷。
虽书名为“受戒”，但小明子受戒的过程也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受戒后与小英子孩子气般任性有趣的对话反而成了全书的高潮，也为整个故事拉上了朦胧梦幻的帷幕。
明子告诉她，善因寺一个老和尚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不过还没有定，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议。
“什么叫‘沙弥尾’？”
“放一堂戒，要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要老成，要会念很多经。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当了沙弥尾跟别的和尚有什么不同？”
“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就当。石桥原来就是沙弥尾。”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呐！”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读毕这个故事的过程，如同欣赏一副绘有青山绿水的水墨画，下笔极淡，却淡得悠远，淡得赏心悦目。也如同读一首简单的小诗，喷涌而出的感情在有限的字里行间节制得恰到好处，连简简单单的标点都像眨着明亮的眼睛。更如同在午后小憩时听了首巴赫的奏鸣曲，分明的明晃晃的白日，却听出了月光的皎洁。汪曾祺说，这部短篇小说是他的一个梦。遥想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这正是小说里荸荠庵的原型。后来经历了几十年的解放时期，作者的生活与心境都经历了无数个四季的跌宕。万般心绪沉淀之后，如此质朴清新的作品便自然而然地于1980年落定了。那时正值60岁的他怀念的必然不是初恋的甜蜜，而是更人性深处的纯然温情，希冀着生活退回到原始的质朴宁静。
书中写道：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婊子”和弹棉花的、画匠自然地并列在一起，这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嫖客如出一辙，在常人眼里卑劣不堪的形象竟变也感情充沛地爱恨，热情洋溢地生活。读到此处，我便明白，汪先生所追忆的是与边城一样的世外桃源。恰如小说里所描写的小英子一家生活状况，俨然如展开了一副清丽婉约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那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的生活与如今的法治社会相去甚远，没有苛刻的规章制度规范他们的生活，人们扯着嗓子唱歌，凭着性子生活，栽秧割稻子打场子，几家轮流换工且不收工钱，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锣唱歌，其余时各顾各，从不显紧张匆忙。
在时代高扬着移风易俗树新风的旗帜时，晚年的汪曾祺握着笔静静地怀念着旧时的好，旧时多好呵，人好，环境好，生活也好。一切都无拘无束，连做了和尚，受了戒也可以拉着心爱的女孩的手悠悠地荡向芦苇深处。
《受戒》读后感(6)：生对了时空，做个和尚也不错---《受戒》之一
走出校园后，我很少再读小说了，书是买了不少，大都是曾经读过的，现在再读可以回忆彼时的心情，是件乐事。
最早感受到小说中的美是在一篇叫做《受戒》的中篇里，我读高二那一年，正是自暴自弃的时候，读初中的新语文课本看到的，昨晚又看一遍，回忆起当时情形：那个冬日的午后，太阳晒得我浑身舒坦，歪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那是个被班主任和其他同学遗忘的角落，专为差生设立----一个下午，我不知道讲台上化学老师在讲什么。那种美好而干净的感受汇入我记忆的海洋，直到现在。
《受戒》是写江浙一代的民间风俗，篇幅虽短却描摹出一副生动的乡村生活画卷，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那种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曾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某个时期，甚至我自己都怀疑那些美好而单纯的爱情还曾经存在过。
这小说不怎么强调故事，主要描摹风情，清新质朴
我打小在农村长大，农村中其中许多令文明人倍感新奇不可思议的的习惯大都相同，我生活在北方的农村，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而对水乡的风情就只能有羡慕的份儿。
比如“这地方的忙活是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了。这几茬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拍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这种习惯在我小时候是常例的，不光是农忙秋收，甚至，盖房子从来没有专业的建筑队，都是各家出人去帮忙盖的，有人会垒墙，有人会上梁，什么都不会的就打下手，所有人都不要工钱，但好吃好喝，顿顿见肉，餐餐喝酒。
但是，说句实话，同是乡村，我们实在是没有江边的村落里的人们浪漫，书中写到小英子的姐姐绣花绣的好，“三十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看完了，就说：啧啧啧，真好看！这哪是绣的，这是一朵鲜花！”。
大学时期我帮一个广电美女写作业，写沈从文和他的小说，为此读了《边城》，当时觉得语言很不好，有些拗口，但是那种乡情风俗还是很令人向往，湘西凤凰寨和汪曾祺笔下的水乡虽然不同但是二人倾注的感情和表达出来的美感却无不同，所以文学史上把他们归为一类，那时，我又想起《受戒》如果写《受戒》我会写得更好些。
汪曾祺谈到创作《受戒》时说，宗教在乡村是松散的随意的一件事儿，正如《受戒》中写的一样，和尚也能娶媳妇，过年还杀猪（就在大殿杀，不过先念往生咒），庙里的地租出去种，收租子。村庄需要这样一个组织，负责给人做法事，超度亡魂，至于佛教啊信仰啊这些物事在村民眼里纯属多余，甚至人们还喜欢听和尚唱曲儿，尤其是这样的曲儿：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的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还有，人民喜闻乐见的，最世俗的黄曲儿：
姐儿生的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些跳跳的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乐而不淫”吧，反正我觉着是，许多年后，张艺谋主演的《老井》中两个瞎子为打井的人们唱曲儿，大家一致要求来点儿荤的时，领头的瞎子道：不是俺们瞎子不愿意，政府上有规定，过去那些不能唱了。大家再起哄，说：这里山高皇帝远，只管唱，给你钱。瞎子于是重新坐回去，整顿衣裳，清清嗓子开始唱，我竖起耳朵只听清了两句：
“那个家伙不老实，把俺带进了高粱地”
后来，请瞎子来的小青年被炸死在井下，埋人那天，政府还来了人，拿着红头文件要治他的罪，说是组织唱黄色小曲儿罪。
插上这么一段儿，就是想说，我们现在的政府管的很宽，生在乡村的人们看不到三级片儿，连听个荤曲儿这样最基本的娱乐都被禁止，生把人往圣人上逼。
可是汪曾祺笔下那片水乡却自由快乐的多。
我觉得小说的最大贡献是记录了那些如诗的生活如画的美景，虽然是小说但是在反映社会方面比《江村经济》不差，我们口口声声说社会在进步，在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可是为何我们的幸福感会日益减少，焦虑感会日益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薄？
我更愿意用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中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个世外桃源：
“这里没有一家店铺，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的确，这些感情未经诗书礼仪的污染，发乎情止乎情，纯洁、淳朴、平凡、美好。
我绝不质疑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坦白说，我是个坚定的“进化论”支持者，我相信人类社会人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进步，可是我对那一派水乡风情中的社会也充满了憧憬，甚至，如果有来生，我会选择不读书、不识字、不懂人类文明的一切，我宁愿生在那里，做一个“生的唇红齿白，面如朗月，有条好嗓子，会放花焰口”的风流快活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