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1)：当我谈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我在谈论什么
所有想看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的文艺青年们都应该放弃这个念头——这些小说里没有矫情和装腔作势，只有生活的真实的琐碎和无奈；这些小说不能带来谈资，而只会让人沉默。
短篇小说是生活或世界的一个剖面，就像建筑一样，没有哪一个剖面可以展现本体的全部，但是精心选择的剖面却可以展现其中最动人的部分，所以短篇小说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如何切下这一刀。同为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切法如同鲁本斯的古典油画，要在一个剖面里展现尽可能富有戏剧性和冲击力的冲突；卡佛则探索了另一个极端——像德加的印像派绘画一样看似漫不经心地取一个景，这样的剖面看上去如此随意，里面常常只有泥泞、琐碎、疲倦，似乎没有任何重要性和特别之处，可以轻易地被忽略和埋没。然而就在这样的剖面之中，生活的沉默、无奈和荒凉被赤裸裸地展现，而这些剖面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和随意性更使我们胆寒，因为它们说服我们深信这样的无奈和荒凉不但是真真切切的，而且无处不在。
不计其数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津津乐道卡佛的“省略”和“空缺”写法，我却认为这是对其写作方法的深深误解。其他作家写短篇小说，往往在切下一刀剖面后还会继续进行加工，甚至有时候还会担心大腿上的一个剖面能够反映的整体还不够多，于是还要再截取一点头部和腰部的剖面移植过来。卡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非常忠实地把短篇小说的全部都限定在这一刀剖面里，这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下刀之处要看上去足够随意，当然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斟酌推敲的；其次，他非常克制地不把其他地方的剖面移植过来，切在哪里就是哪里，不再添油加醋地拼装和补充，因此对于习惯了一般写法的人来说，好像就少了很多东西，造成了“省略”或“空缺”的印象；最后更为难得的是，他为了保持这个剖面的完整性和说服力，连其中很多看似可有可无的成分也全都保留了下来，于是很多平常人不会注意到的小动作、对话之间的细微变化和偶尔的尴尬也都被展现了出来。因此，卡佛并不是在进行“省略”或者“空缺”，而是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地保证剖面的看似随意性、完整性和客观性，不添油加醋，不随意删减，不多，也不少。由于这个原因，小说集里那些包含比较戏剧性事件的篇章，反而不如其他更平淡的小说更富有况味。
离开美国一年多后读到卡佛的小说，好像忽然又看到了费城和圣路易郊区阴郁的天空下那些单调乏味、略微破旧的小房子，那些空旷破败的人行道上稀少而又浑浑噩噩的行人，还有他们波澜不惊却又压力重重、悄无声息并且无人问津的生活。我一下子觉得这些场景离我并不遥远，而那背后的人生中的无奈与荒凉，不但依稀也在我们身边不远，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很多人身边。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2)：这本翻译相当糟糕
买了本原版的卡佛作品集，试着有空做翻译练习。想有个对照，于是买了这本小二翻译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看了三篇，可以判断这本翻译相当糟糕，想不明白译林出版社是怎么审核就让这书出版的。我自己不是什么高手，但不是高手的人也可以看出别人糟糕的地方。这好比刚开始学习飞翔的小鹰，也能看出笨拙的鸡扑腾的洋相。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3)：有名字的陌生人——读《凉亭》
《凉亭》是卡佛这本短篇集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
这篇里的男主角叫杜安，女主角叫霍莉。
卡佛的好些短篇里的男女主角都是没有名字的。很多时候他们面目模糊，缺失的心理活动也只能靠读者根据他们的语言和动作来补足。于是，他们有没有名字，其实不太重要。我们知道，他们都属于卡佛世界里的那类人物：过得不开心，说出来的比没说出来的多得多，避免讨论生活的意义，比起沟通，他们更愿意在酒精带来的微醺中度日。
卡佛叫这个男的杜安，叫这女的霍莉，连那个与男主角偷情的女清洁工也有一个名字：胡安塔尼。但这些个名字，就连在主人公嘴里，也只是毫无意义的发音而已。
在小说一开始，杜安和霍莉试图通过一次“彻底”的谈话，来为他们的关系“寻一个新的开始”。
但这场“酒意甚浓”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杜安一遍遍叫着妻子的名字：霍莉，你是最棒的！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霍莉，你是我的最爱……霍莉、霍莉……
“霍莉个屁！”霍莉终于忍不住了，她愤怒地甩出一句。在某种程度上，她算是了解自己的丈夫：他虽然叫着自己的名字，但他此时心里八成没有想着自己。和她做爱的时候，大概都还在想着那个名叫胡安塔尼的女工。
霍莉还想用那个令人揪心的凉亭的故事，做最后的挣扎。
还记得吗？杜安，那年我们一起开车，路过一座老房子，口渴了，跑到一个老房子里去要水喝。老房子的主人带着我们四处逛，屋后有一座荒废已久的凉亭，你还记得吗?那座凉亭，老妇人告诉我们：在它被遗弃长满草之前，曾经有人在那里演奏乐曲。
“我以为我们很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和一个住处，人们会上我们的门。”
很可惜，霍莉这话，只能说给自己听了。
因为杜安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跑到路边老房子里找水喝的杜安。
这叫什么？“再也回不去了 ”。
大多数夫妻都会有这种外人看起来有点古怪的记忆中的标志物吧，可能是一起旅行时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座房子、一棵树、一片云，或是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穿过的一件衬衫，吃过的一样东西……这是只属于两个人的记忆密码。
霍莉突然想起的那个凉亭，它曾经繁华，被杜安和霍莉注视的时候已经荒废。在他们离去之后多年，老房子的主人可能已经入土，但凉亭还会一直在那里。对霍莉来说，凉亭定格了往日的美好，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杜安显然一点都不“领情”，既然已经将这段关系诊断为死亡，他才不要听什么凉亭的故事，那只是一个破凉亭，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他能够记得的，倒是楼下那个满是污垢的游泳池。
故事的结尾，霍莉只说了两个字：“杜安。”
或许他们就这样结束。
除了“杜安”和“霍莉”这两个没有意义的单词，他们已经是陌生人。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4)：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
这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在豆瓣卡佛小组里贴过。部分读者觉得卡佛这本书很难读懂，我想这篇文章或许有点帮助。
Warning：这篇文章比这本小说集里任何一篇小说都要长。呵呵。
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译后记）
——从一篇小说的两个版本谈卡佛小说的风格及其演变
卡佛小说风格的形成及演化，可以概括为简约主义特色在他小说中的不断完善，和对故事情节处理、人物形象描写和心理活动把握等技巧的日臻成熟。这些风格大致包括：1）拒绝表达叙事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让叙事者和叙述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2）摒弃修饰性的词句，删除和故事关系不大的情节和场景，用尽量短的篇幅把事情说清楚；3）采用不可靠叙事手法和有目的地省略故事中某些重要情节和线索，使读者对叙事者的叙事产生怀疑，并对故事本身产生歧义；4）精心设计人物对话并着墨于人物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5）通过开放式的结尾使小说的结局具有多种可能性，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比卡佛一篇小说的两个不同版本，来探讨一下卡佛小说风格的演变。
《哑巴》（Dummy）是卡佛早期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录在他的第二部小说集《疯狂的季节和其他故事》(Furious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里。小说叙事者的父亲在锯木厂工作，他怂恿做清洁工的同事哑巴购买鲈鱼苗在屋后池塘里放养。自从养鱼后，哑巴的行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把鱼看成比家庭和朋友之间友谊都重要的东西。后来一场洪水冲走了哑巴的鲈鱼。另外根据传言，哑巴的老婆一直在和墨西哥人鬼混。哑巴最后用一把榔头杀死了老婆，自己则跳进鱼塘自杀身亡。小说借助哑巴的故事来讲述一个突发事件对叙事者父亲和叙事者本人的影响。
卡佛在出版第三部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时，将《哑巴》再次收录，并对其作了重大修改。其篇幅被削减了约百分之四十，小说的题目也被改成《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The Third Thing That Killed My Father Off)，以下简称《第三件事》，这个版本最终也被收录到卡佛的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
在《第三件事》里卡佛删除了《哑巴》中很多表达叙事者观点的段落和与故事进程关系不大的情节。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删除了一些与主要情节有关的东西，这种对重要情节的“空缺”和“省略”在卡佛全盛时期的小说里屡见不鲜。它使得小说有了一种不确定性。从这点来说，卡佛的作品有点像中国的山水画，注重给读者“留白” ，迫使读者介入到作品中来，通过自己的想象对未完成的部分进行加工。卡佛对这部小说的修改充分显示了他简约写作手法的奥妙之处。对比小说前后两个版本对认识卡佛写作风格及其演变过程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先对比一下小说两个不同版本的开头：
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是哑巴，是哑巴的死这件事。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是搬到我祖父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这儿结束了他的余生，只不过这个可能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哑巴的死归罪到哑巴老婆身上。后来他又说是鱼的错。最后他怪他自己——因为是他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杂志背面的广告，那是一则向全美各地运送活黑鲈鱼的广告。
自从弄到了鱼，哑巴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鱼彻底改变了哑巴的性格。我爸是这么说的。
——《第三件事》
在哑巴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父亲变得神经紧张和脾气暴躁，我确信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他一生中好日子的结束，因为过了没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坏。先是哑巴，然后是珍珠港，再后来是搬到我爷爷靠近威纳奇的农场，我父亲在那儿守着十几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了他的余生。
对我来说，哑巴的死预示了我漫长童年的结束，把我推进了（不管准备好没有）成人的世界，在那里失败和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我父亲首先把这事怪到女人——哑巴的老婆——身上。后来他说，不对，是鱼。如果没有鱼的话，这件事肯定不会发生。我知道他感到自己有点责任，因为是父亲给哑巴看了《田野和溪流》上广告栏里“活黑鲈鱼送往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广告（就我所知，那本杂志上现在还在登载那则广告）。一天下午上班的时候，父亲问哑巴为什么不去买些鲈鱼放在他屋后的池塘里养。父亲说哑巴舔了舔嘴唇，把广告研究了好一会，然后费力把上面的信息抄在一张糖纸的背面，再把糖纸塞进了他连体工裤前面的口袋里。只是到了后来，在他收到那些鱼以后，他的行为才变得古怪起来。我爸宣称是鱼改变了他的性格。
——《哑巴》
与《哑巴》相比，《第三件事》开头的篇幅被削减了约一半。叙事者一开始就宣称毁了父亲的事情一共有三件。第一件是珍珠港事件，这是一件无须说明众所周知的事件。第三件是哑巴的死，也就是小说将要讲述的故事。第二件是搬到祖父的农场。至于第二件事为什么会对叙事者父亲的一生造成影响，卡佛在《第三件事》里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而卡佛在《哑巴》里对其作了明确的交待——守着十几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余生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在《第三件事》里卡佛删除了对第二件事的这段说明，使得读者对叙事者的假设（共有三件毁了他父亲的事情）产生怀疑，接下来的问题必然会是到底有几件事与我父亲的命运有关。这迫使读者去思考，然后间接地得出结论。这种由于内容上的缺省而对叙事者以及所说事情的怀疑，使小说具有了不确定性。卡佛在《论写作》里曾说过，“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这种氛围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视觉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卡佛将《哑巴》里表达叙事者观点的第二段彻底删除了。卡佛在全盛时期的小说里几乎不存在这类解释性的文字。这种不介入的叙事手法是卡佛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另外，卡佛还删除了《哑巴》开头第三段里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使得小说变得更加简洁和紧凑。
卡佛的一个写作老师曾对他说过，能用十五个词说清楚的事情就不要用五十个词。而他的编辑利西（Gordon Lish)则更进一步，他说如果能用五个词把事情说清楚，就不要用十五个词。这对卡佛简约文风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卡佛极简的风格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部小说集里达到了极致。对比《哑巴》和《第三件事》这两个版本，这种简约的例子随处可见。比如在《哑巴》里，卡佛用了五段文字描述我和我父亲开车去哑巴的池塘钓鱼时的兴奋心情。包括景色描写，父子间的对话和人物心情的描述。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那辆1940年福特旅行车的车窗全摇了下来，凉爽的空气吹进车里。路边的电话线发出嗡嗡的声音，当我们跨过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时，一只公野鸡和两只母野鸡从我们前方的公路低低地飞过，扎进一块紫苜蓿地。
“看那边！”父亲说，“今年秋天我们一定要来这里。哈兰德•温特斯在这附近买了块地，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他说季节一到就让我们过来打猎。”
两边都是绿色起伏的紫苜蓿，不时能见到一栋小屋子，或带有畜棚的房子，围栏的后面有一些牲畜。再向西一点，有一片巨大的玉米地，后面沿河生长着白桦树。几片白云飘过天空。
“太棒了，是不是，爸？我是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很带劲，是吧？”
父亲坐在位子上，交叉着腿，用脚尖点着地。他把手臂伸出窗外，让风吹着。“当然，每一件事。”过了一会，他说，“当然罗，非常带劲！活着真好！”
——《哑巴》
到了《第三件事》，以上五段文字被缩减到了两小段：
这是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把车窗全摇了下来，好让空气进来。我们跨过了莫克西桥，向西转上斯莱特路。两边田地里种着紫苜蓿，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
爸爸把手伸出车窗。他让风把他的手向后推。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第三件事》
小说的这部分是在描述我和我父亲去哑巴的池塘钓鱼路上的心情，是为后面的事件（哑巴终于被我父亲说服，让我们去钓鱼。但看见我钓上鱼后，他突然改变主意，阻止我把鱼拉上岸，父亲从此和哑巴交恶）作铺垫。从这个角度来说，《哑巴》里这一段叙述就显得过于冗长。而在《第三件事》里，所有的对话都被删除了，整个叙述显得十分有节制，小说的节奏感也更强了。
下面看一看卡佛在小说中是如何塑造三个主要人物（哑巴、我和我父亲）以及两个次要人物（哑巴的老婆和我母亲）的。先说说小说里的第一个主要人物——哑巴。哑巴受了我父亲的怂恿后开始在他家后面的池塘里养鱼。我父亲认为哑巴自从开始养鱼后，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小说里没有说明哑巴养鱼的目的和他对老婆的态度，但从他对鱼的过分保护以及两年来池塘里鱼不断增多这个事实来看，他养鱼的目的已超出了赚钱。他是通过对鱼的关爱来逃避现实社会对他的伤害。当自然也违背和伤害他后（洪水冲走了他的鱼），他失去了唯一能够控制和依恋的东西，所以采取了极端的报复和毁灭行动。
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不善言词，人物往往意识到自身命运的缺陷，但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使得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显得更加徒劳。而在这部小说里卡佛干脆安排了一个哑巴，彻底断绝了他与外界的沟通。哑巴与别人的沟通只能通过“坐在一个凳子上，看着我爸的肚子”和“摇摇头”以及“揪一揪自己的耳朵”等动作。这使得哑巴最终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无独有偶，卡佛在另一篇小说《小心》里安排了一个耳朵被耳垢堵住的人物，在他和妻子沟通的关键时刻，他却无法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下面说说小说里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我父亲。我父亲一直是哑巴的朋友，他没有加入到取笑哑巴的人群中去。表面上看，和哑巴相比我父亲在各方面都要胜出一头（工作性质、沟通能力，甚至包括长相）。他能说服哑巴去买鱼苗，说服哑巴让他去钓鱼。但他和哑巴一样，无法确切地表达自己面临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这种表述上的无能为力让我们看到人物注定的失败命运——一个无法表述自己遭遇的人是很难拯救自己的。卡佛注重刻画他小说中人物在沟通上的缺陷，这样的例子在卡佛小说里随处可见，比如在《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里，利奥在面对那个他认为可能睡了他老婆的男人时，只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星期一”（这个日子于利奥很重要，他决定从那天起从头再来，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明白这个）。最精彩的是小说《还有一件事》的结尾：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那个被老婆赶出家门的男人还想再说点什么。虽然读者无法知道他是想继续说些狠话，还是想向老婆求情，但结果对这个男人肯定不太妙，因为他已失去了和她沟通的能力了。
卡佛在一些地方的细微改动对塑造父亲这个人物也是处心积虑的。比如在《哑巴》里，父亲提到上涨的河水时，用的是一个中性的“它”，而在《第三件事》里却用了女性的“她”。这说明父亲在潜意识里已把女人归结为一种危险。
在讲述小说对第三个主要人物——我——的处理前，先来看一看卡佛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两个次要角色——我母亲和哑巴的老婆。小说中对哑巴老婆的评论全部来自别人之口。比如：
哑巴除了房子以外还有老婆。她是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女人，据说和墨西哥人在一起鬼混。父亲说那是从像罗易、韦特和斯雷德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嘴里说出来的。
——《第三件事》
爸爸接着说乔治•莱库克看见哑巴的老婆和一个大块头的墨西哥人坐在运动家俱乐部里。
——《第三件事》
卡佛经常采用这种不可靠叙事者和不可靠叙事的手法，让读者对所说的事情以及说话者本人产生怀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被以为是“事实”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只是一些被当事人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所以说，细究下去，卡佛并没有明确给出哑巴老婆对哑巴不忠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可能这只是一些流言蜚语，而哑巴又没有能力来弄请这些。卡佛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你在旧金山干了什么？》里采用了类似的手法。新搬来的住户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而邮递员转述的小镇上众人的猜测则使得他们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卡佛还安排了叙事者和哑巴老婆的一次会面，那是一个少年对成年女性的观察。由于上面提到的流言，哑巴老婆对“我”和玩伴的一句很无辜的话（小伙子你们有车了，也许哪天我会搭搭你们的车子。）会让读者产生某种联想。卡佛的很多小说里都会设置这样的“圈套”，让不同的读者在同一段话里读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读者在读完《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后，对托妮外出卖车那晚在外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答案。
比较卡佛在两个版本里对另一个配角——我母亲——的描述，能够看出卡佛在细微之处的用心。卡佛对我母亲用笔很少，只在两个地方提到她。在《哑巴》和《第三件事》里第一次提到我母亲时分别是这样的：
他绕到车子的另一边时我从驾驶侧上了车。母亲看着我们。一个白皙、严厉的女人，她金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父亲向她挥了挥手。
我松掉手刹车，把车缓缓倒到路上。她看着我们，直到我换好了档，然后挥了挥手，仍然没有笑容。我挥了挥手，我父亲又挥了下手。他已经吃完了蛋糕，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我们走了！”他说。
——《哑巴》
我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是个白皙的女人，金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再用一个莱茵石的发夹夹住。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
我松掉手刹车。母亲看着我换好了档，然后，她仍然没有一丝笑容地回到了屋里。
——《第三件事》
《哑巴》里用来描述我母亲的一个形容词“严厉” 在《第三件事》里被省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我”当时脑子里的一个念头（我想着在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里，她有没有四处闲逛，她又到底做过些什么。）卡佛通过叙事者的这段“想法”间接描述了他母亲的严厉。另外，《第三件事》里省略掉叙事者一家在告别时互相挥手的细节。比较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新版本里显得更加紧张和不协调。在《哑巴》和《第三件事》中提到我母亲的另外一处也反映了叙事者父母之间关系的不融洽。当我父亲在餐桌上提到别人看见哑巴老婆和一个大块头墨西哥人在一起时，我母亲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我父亲终于爆发了，他说，“真他妈见鬼，比衣，儿子已经够大了！” 就像卡佛在《第三件事》里没有说出毁掉我父亲的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一样，卡佛并没有说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究竟对我父亲命运有什么影响。但从涉及我母亲的两处场景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叙事者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和沟通上的困难。卡佛在讲述哑巴家庭生活失败的同时，暗示了我父亲在这方面有着相似的命运。而这可能正是毁了我父亲的第四件事情。
通过比较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尾可以看出卡佛在处理“我”这个重要角色上的差别。《第三件事》和《哑巴》结尾的最后几小节分别是这样的：
我看着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
“女人，”他说，“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我不觉得爸爸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
我觉得从那以后，父亲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差里变。就像哑巴一样，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那只从水里抬起又落下去的胳膊，像是在挥别好时光和欢迎坏时光的到来。因为自从哑巴在那个深色的水塘里自杀后，除了坏时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一个朋友死后应该发生的？把厄运留给他活着的朋友？
但就像我说的，珍珠港事件和不得不搬到他父亲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件事》
我看着父亲，他背过脸去，嘴唇在发抖。他板着脸。他突然之间老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他转向我说道，“女人！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但他说这话时有点口吃，并且不安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我不觉得他真的相信他自己说的。他只是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不确信他到底相信什么，只知道他和我一样，被当时的情景吓蒙了。但我觉得打那以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他再也无法高兴地和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一件事情。起码不像他从前那样了。就我而言，我知道自己不会忘记那条胳膊露出水面的景象。它像某种神秘恐怖的信号，似乎预示了今后若干年里一直跟随着我家的厄运。
但那是个敏感的年龄段，从十二岁到二十岁。现在我大多了，已是我父亲那时候的年龄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段时间，见过世面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我现在知道那条胳膊是什么了。简单地说，那是一条落水人的胳膊。我见过其他的了。
“我们回家吧，”我父亲说。
——《哑巴》
卡佛在《第三件事》里对《哑巴》的结尾作了简约。但《哑巴》结尾包含的信息——一个突发事件对我和我父亲内心的冲击、我对父亲权威的怀疑、现在的“我”试图解释这一突发事件对当时的“我”和我父亲命运的影响等——都被保留下来了。卡佛删除了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以及说明解释性的叙述，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使结尾更加简洁，而是为了不直接向读者交代这一突发事件对“我”的影响。也就是说卡佛将小说要表达的最关键的东西深藏起来了。
卡佛在《哑巴》里用了很多的细节来描述哑巴投河自杀事件对我父亲的冲击。由于“他背过脸去，嘴唇在发抖。他板着脸。他突然之间老了很多，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而且他“说这话时有点口吃，并且不安地移动着自己的脚”，这让读者和“我”一起很容易地发现父亲内心的不安。在《第三件事》里，以上描述被浓缩成“他脸上的表情及其古怪”，而这大概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当时所能看到和理解的吧。
从《第三件事》小说的题目以及开头的叙述看，这部小说似乎在讲诉哑巴的死对叙事者父亲的影响。但小说其实是要讲述一个突发事件对一个少年成长过程的影响。在《哑巴》里读者很容易就能领悟到这一点。因为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的叙述透露了这个信息。特别是结尾倒数第二段的“阐述”。卡佛在《第三件事》中删除了这些阐述性的文字，只对事情经过作表面的描述。从而把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深藏起来。他让读者通过父亲在“我”眼中的变化——从一个绝对的权威（表现在让“我”来开车以及在钓鱼过程中对“我”的指导等），到“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该怪谁和应该说些什么”，看到“我”对父亲的怀疑（少年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父亲权威的怀疑）。通过那只手臂对“我”内心的震撼以及“我”对此作出的解释（通过拒绝和自我解释来化解内心的焦虑）来表现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描述一个少年是怎样关注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以及突发事件如何加速一个少年的成熟过程的。《第三件事》的读者只有通过仔细的品味并参予到作品中，才能获得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由于没有阐述性文字的帮助，读者的理解力受到了一定的考验，但这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乐趣。卡佛的这种简约写作手法与一些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的时髦写作方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小说自始至终都是写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传统的现实主义还要现实。故事像是被录音机和照相机记录下来的。他只是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片段的取舍、强调和忽略来达到以上所说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变通，也是对传统阅读方法的一种挑战，而这正是卡佛小说的魅力所在。
说到卡佛小说风格的演变，不得不提到利西对卡佛早期作品的影响。利西是卡佛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编辑，卡佛正是通过这两部小说集奠定了自己在美国小说界的地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卡佛被评论家冠以 “简约主义”大师的称号。利西对这部小说集里的多篇小说作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据卡佛学者斯图尔（William L、 Stull）和卡罗尔（Maureen P、 Carroll） 夫妇所做的研究表明，整部小说集的篇幅被删减了55％。其中几篇小说被删除的内容超过了70％。1998年马克斯（D、 T、 Max） 对保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利西的手稿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卡佛记事》的长文，文中详细记述了利西对卡佛这部分作品所做的修改，这使得有些读者对卡佛作品的“正宗性”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这部小说集应该署上卡佛和利西两人的名字。另一部分读者则指责利西“劫持”了卡佛的作品，因为利西自己也写小说，但他的小说并没有流传下来。卡佛的遗孀嘉拉佛（Tess Gallapher）最近出版了没有被利西编辑过的卡佛原稿。她说她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不想再去回答这些小说是谁写的这类的问题。这件事的当事人卡佛已经作古，利西现在也三缄其口。通过对比这部小说集的两个版本，我认为经利西的修改过的小说大多比原作更具风格（卡佛本人在给利西的信里多次肯定了利西对他作品的修改），如本文提到的《第三件事》，还有《还有一件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等等，但有些作品，如《洗澡》，则由于过分的删节，使得作品显得过于隐晦和突兀。我觉得关于经利西编辑过的作品是否还是卡佛原来的作品的争论没有必要，所有作家发表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编辑的影响。而且，我们是在欣赏一类文学作品，而卡佛这个名字只是这些作品的一个标记。卡佛在回答他人提出的疑问时引用庞德的一句话，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写出伟大的诗来，至于是谁写的其实并不重要。”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5)：床板、威士忌、以及诗什么的
在豆瓣阅读新上架的页面晃荡，看到一个标题：《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的阅读习惯可能并不会把我推向这本书，因为，嗯，这么平铺直叙毫不掩饰地谈论爱情，或者谈论人生、太阳什么的，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把庞大无边又细腻痛苦的爱情赋予那枝已经干枯的菊花（奥黛特送给刚刚相识的斯万的那朵）；或者郊外的漫漫荒草，绝望干枯中唯一的爱欲出口（《烟虫》）；或者那永远娇嫩的画中女子（《带着贴画旅行的男人》），这样地掩人耳目摆脱主要矛盾多轻松呀，可以在描写屋子厨房地板下隐藏的一颗空心假珍珠的过程中顺带提起一些往事，可以旁敲侧击看似不经意地抛出那些慑人心魄的恋情，不倚傍外来寄托物的单纯“爱情”两个字该怎么拿出来讨论呢？
我还是点进去看导言了。
然后我又慢腾腾点试读了。Umm、、、小二译，小二是谁？卡佛先生的照片怎么让我联系起那位《独奏者》中收废品的演奏者呢，那段疯狂又迷乱的节奏又扑了过来。嗯接着读吧。极简主义、诗歌、《三联生活周刊》，嗯到目前为止我都是抱着试读的心态。
我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呢？我像平时那样用读含义密度很高的文章那样的精神来读第一个故事，《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我感觉有点乏味，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字，床单，路面，女孩和男孩，喝了不少威士忌，男人建议他俩跳个舞，“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然后不着声色地结尾了。
我突然对这篇故事很留恋，回想了几遍，我发现从故事第一行起哀伤就染了上去，那些悄然无声的场景，等待售出的家具，在杯子里碎开的威士忌酒，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吧，反正这个男人的生活正接近被席卷一空，一切都空荡荡，静悄悄的，他们都喝了不少酒，卖掉这些多余的物品，寂寥地回到自己仍需继续的生活中去。
原来他借以依附而展开自己的写作的是不用任何渲染的生活的原貌，没准晚上八点的电视节目名称也会进入他的叙述里，用以表示生活的平淡及其实质。他在用这样一种方式承载他所体味过的生命重负，在他的痛苦前制造这样一种景观供我们领悟。
“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回头看看这位作者的照片，他是这种最最普通的相貌，平凡无奇的额头和鼻子，脸颊，不长不短的头发，包括他的手，他的夹克衫，他融入人群便会不见了，也正因如此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像是每一个在生活里辗转来去的人，吃过生活的甜，更遭受过生活的磨折，他曾经陷入过绝望，我想因为他心灵的灵活，他感受的痛苦更持久深刻，最后他用忠实又克制的方式回忆了这些过去。
人越往后，越不爱表达情绪，只有叙述能够解救。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读后感(6)：当我们谈论小说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长篇或中篇小说中总会透露给人种种时代印记、作者寓意的信息，而当面对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时，好像应该谈论些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谈论只能支吾着：“你看吧，反正是一本不错的小说。”
“隐喻”、“新小说”、“寓言式”这一系列的词显得既强加阐释又像是废话，在20世纪的作品中，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它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读者们挖空心思揣摩纸背那些被反复探讨的寓意和深度。在一位位大师的作品面前，我们总是忘记阅读本身的目的----获取愉悦感。
当你开始翻阅这本书时，从看到的第一个字就该静下心来，进入到读小说状态里。足够短的文字不需要读者的过度耐心，却需要很大的注意力。抛开一切，发挥想象力，就会得到阅读的快感。
私以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比译林上一本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要好看，足够精干而毫无赘述，更凸显风格。卡佛的极简小说从没有交代任何背景和人物关系开始，又从只含有暗示的开放式结局结束，没有情节的起落和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甚至有些无意义。如果你是一位想要猎奇的读者那么就合上这本书，在永远描述底层人物平凡生活的文字中，你所寻找的东西注定要落空。但就是在对这样平淡事件的平淡叙述里，无力感会突然出现，有点儿挣扎，有点儿脆弱，更多的是苍凉。
雷蒙德·卡佛到底是位怎样的作家？就像作者在《论写作》里提到的写作注意事项一样：没耍廉价的花招；不过分为实验小说的形式创新而着迷；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描绘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那些看似无关痛痒的话会突然让你的脊背发凉，当我们在谈论他的小说时，“好看”两个字就完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