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王》读后感(1)：谁是鱼王
鱼王
【俄】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夏仲翼
俄国是盛产酒鬼的国度，一直有些鄙夷不屑，天气和脾性使然，现在才觉得灾难深重的民族，周遭的一切自己不可不参与其中，或无动于衷，泯灭良心和道德，酒可能是大多数人活下去的药
一个人只要能不随波逐流，能站稳自己的脚跟，生活得有主见，不为任何诱惑所动，自求温饱而决不从公家锅里舀取一杯羹，也就是说不为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不好酒贪杯，不走邪门歪道——这样的人就能在生活中，在人世间赢得一席之地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见了血不再害怕，认为流点儿热气腾腾的鲜血是无所谓的事，那么这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那条具有决定意义的不祥之线，不再是个人了，而成了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的原始野人，伸出那张额角很低，獠牙戳出的丑脸，直勾勾地瞪着我们的时代
叔叔伯伯们即使说不上感到幸福，至少也体验到了一种内心的快慰，而这种感情是只有当一个人做了好事并且因意识到自己尚有做好事的能力而感到内心充实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
一锅鱼汤养活了孤儿寡母，尚存的人性在鱼汤中沸腾，希望的火苗在孩子们心中燃烧
至于人们，他们总是把一己的私意强加于自然，随意改换色彩，矫揉造作地毁坏自然的本色。
你来或不来，自然都在那里，不悲不喜
那时人们在河上自己当家做主，自己监守着，对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是绝不会客气的。”
现在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反而鱼都越来越少，“往后叫我们怎么活”，话虽这么说，但是当地人手可没闲着，用排钩偷鱼比比皆是，关键是排钩钓鱼浪费严重，十钩八死，死掉的鱼鳃撕坏了，泡在水里太久都发黑了不可以吃，只好扔掉，逃掉的鱼最终受尽苦难死去，死鱼比比皆是污染水源，恶性循环
冻土，西伯利亚，冬天，寒冷，风，原始森林，河流，捕鱼，打猎，温暖的火堆，沸腾的鱼汤，黑压压的蚊虫，永远喝不够的酒伏特加，苦难的生活，原始的本性，生与死的联系～酒，沿着河流走，逃脱的苦刑犯，在茫茫白雪中苦苦挣扎生与死，找到了河流就是生，流失在冻土中就是死，顺流而下，捕不完的鱼，顽强的鱼王给人死的抑郁和生的希望，无数的死刑犯和流放者喂饱了大地和鱼群，吃人的熊，吃人的鱼，然后鱼和熊又养活饥饿的孤儿！这里更多的是对原野和河流，风鸟鱼虫的描述，没有重复，也不觉乏味，长年累月覆盖一切的雪，走不出去的冻原，风雪反复冻住了彼此，唯有一堆火，一锅鱼汤，一瓶酒才能解冻，人嘛，也有坏人，看押人，趾高气扬的小官员，不是不管不顾不闻不问，而是又打又骂又玩又杀弱小，恶到极致，想方设法的压榨，自己怡然自得，这些“古拉格群岛”已经有太多的描述，这里对人的记录更多的是渔民，他们或者是在偷捕，即使是从前，靠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家人，还有更多不相干的人，他们个个是酒鬼，个个想死买醉忘却痛苦，重复一天一天的活着，这群俄国人深知自己抛弃了上帝，想象着自己正在遭受上帝的惩罚，他们躲着当权者，向原始森林和湖泊中找活路，酒是恶魔也是他们生的希望！
孩子和狗也喜欢他，这是心灵坦荡和毫无恶意的可靠标志。
我究竟在寻求什么呢？我为什么痛苦？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我找不到回答。
因为我对这土地和人爱的深沉，更多的是哀其不幸而不是怒其不争，苦难的土地和人，这方水土养活了大家，培养了人坚韧的意志，而人没有反哺，只有不断的索取和自认为的征服，山川河流的泪水已经干涸，遍布的水电站改变了河流，给远方带来的能源，却给沿岸带来了萧条和进一步的贫穷，这个国度因为相同的主义，跟我们有太多的相同！
《鱼王》读后感(2)：鱼王-读书笔记
之前就曾抱怨过，豆瓣上一些书的书评，多是个人化的情绪宣泄。有时读到一本和自己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书，希望可以找到相关资料来帮助理解，却没有这样的"干货"书评。Anyway，指望别人，不如自己动手，所以就有了这篇介绍『鱼王』中历史、地理、生物相关知识。
《鱼王》读后感(3)：大自然的忧伤侦探
作者：刘文飞
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在一九八七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题目叫《忧伤的侦探》，小说的内容是一位名叫列昂尼德·索施宁的警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关于生活的思考，这部小说调性低沉，充满思索，在小说的结尾，一度离开主人公的妻女又回到他身边，深夜，他被女儿斯薇塔的鼾声惊醒，他走到熟睡中的女儿身边，激动万分，跪在床边，轻轻地把脸颊贴在女儿的脑袋上，“沉浸在甜蜜的痛苦和复活般的、具有生命创造力的忧伤之中”。最近重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的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和《树号》两书，与二三十年前的阅读感受有很大不同，当时关注更多的是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乡村散文”的流派属性，是其生态意识和道德劝谕等主题归纳，而如今最打动我的，却是阿斯塔菲耶夫在面对人和自然时的这种“甜蜜的痛苦和复活般的忧伤”。在《树号》中的《叶赛宁的忧伤》一文中，阿斯塔菲耶夫自己也曾将这一情感称作“苦涩的欢乐”和“净化的悲痛”。无论是“甜蜜的忧伤”还是“苦涩的欢乐”，无论是“复活般的忧伤”还是“净化的悲痛”，在阿斯塔菲耶夫这里都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矛盾修饰，甚至也不是指抒情主体的一种双重情感，而是指人在面对自然、审视自然时持有的一种态度，一种自然观和世界观。
就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持续关注以及这一关注所获得的杰出的艺术呈现而言，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俄国文学中一个强大传统的继承人。在他之前，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阿克萨科夫的《钓鱼笔记》、契诃夫的《草原》、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及与阿斯塔菲耶夫同时代的索洛乌欣的《一滴露珠》等，已经在俄国文学中建构起一种主题相对集中、风格约略近似的文学范式，即用优美抒情的笔触描绘俄罗斯大自然的壮阔优美，以宽厚仁爱的感情面对生活在这一自然中的人，在与自然的对视和对话中获得情感和思想的升华。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学已经成为俄国文学的一大收获，一种特色。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俄国文学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最成功、最典型的显现，而他对这一深远传统的丰富和发展，似乎就在于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忧伤、更多的内省。诚然，我们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契诃夫的《草原》中早已体验过这样的忧伤，我们尤其记得契诃夫在《草原》中写下的一段话：“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也就是说，草原的财富和灵感的“白白荒废”，说到底还是人的麻木，是社会环境的恶劣。但是，阿斯塔菲耶夫却将他面对大自然时的忧伤普遍化了，或者说，他将大自然中的忧伤当成了一个重要的描写客体。他时刻带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打量自然，时刻体味着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忧伤和痛苦，就像是一位“大自然的忧伤侦探”。
先看《树号》，在他的笔下，大海是忧伤的：“大海见过世面，大海仿佛银白眉毛的老者阅历很深，所以它才忧伤多于快乐。”（《故乡的小白桦》）天空也是忧伤的：“天空，它虽然忧愁、痛苦，却一直念念不忘人间和田园。”（《麦田上霞光闪烁》）河边的古树是忧伤的：“这棵古树年轮最多，瘦骨嶙峋，而且满面愁云。”（《水下公墓》）脚下的大地也是忧伤的：“我可爱的土地入睡了，它睡得很沉很沉，由于过分疲劳而大声喘息，鼾声不止。灾难和欢乐、爱情和仇恨都飘荡在我可爱的土地上。”（《俄罗斯田园颂》）在“秋之将至”的时候，他看见：“疲惫和担忧笼罩着自然界，接踵而来的是全然融入秋色，是依依不舍地与温暖告别。”（《秋之将至》）在雪后的花揪树下，他发现：“深红色的羽状叶从树上凋落，沙沙作响，声音哀婉凄凉，它们落在洁白但不耀眼的雪地上，感到孤独，充满忧伤。”（《绿色的星星》）在一片被践踏过的森林，他感觉森林“拼命想用蘑菇的伞形菌盖遮掩住创伤和疮痍”；他看到一片落叶，把它接在手中，开始“体味一下这一小片弱不禁风的桦树叶的淡淡哀伤”。（《叶飘零》）
再看《鱼王》，《鲍耶》一篇中那只无辜地被押解犯人的士兵开枪打死的名叫“鲍耶”的狗，“最后跟人一样悲痛地叹了一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责怪谁”。《鱼王》是一出由人所导致的大自然悲剧，被滚钩缠住的鱼王成功地逃脱，但身负重伤的它只不过换了一种死亡的方式，捕鱼不成的渔夫伊格纳齐伊奇被自己布下的滚钩勾住，但最为忧伤的，还是痛心疾首地目睹并再现这一场景的作者。人们爱读《鱼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怜悯那条大鱼，是在怜悯以那条大鱼为象征的自然。那条大鱼的忧伤，《鱼王》及其作者的忧伤，于是也就成了我们的忧伤。正是这种弥漫在《鱼王》字里行间的忧伤，使得《鱼王》与海明威那洋溢着胜利者乐观豪情的《老人与海》拉开了距离。无处不在的忧伤，铺天盖地的忧伤，这种情感就像契诃夫在《苦恼》中描写主人公约纳的“苦恼”时所写的那样：“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62页。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苦恼”原本也可以译成“忧伤”。）
阿斯塔菲耶夫说，面对一株渐渐凋零的白桦树，他之所以能“嗅到了一股令人怆悢伤怀的苦涩气息”，“不是凭听觉、视觉，而是凭着我身上还没有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某种感应”（《叶飘零》）。与“大自然的某种感应”，让我们联想到了普里什文所说的对大自然“亲人般的关注”。阿斯塔菲耶夫如此执着地描写大自然的忧伤，他能如此细腻精准地写出大自然的忧伤，首先就是因为他与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亲近关系。他和普里什文一样，对大自然怀有亲人般的情感，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保护自然，不是在给自然以赐予，而永远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在自然之中，他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就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中的自家人。当然，阿斯塔菲耶夫能够关注到大自然本身的忧伤，并加以艺术的呈现，这也与他的审美方式和创作方法有关。阿斯塔菲耶夫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位“悲剧作家”，他总是悲天悯人的，他善于以品味忧伤的方式接近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形成一种“患难与共”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他对自然所持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态度。对忧伤的体验，“你的痛苦我承担”，是俄罗斯人、是基督徒面对包括自然、包括人生在内的整个世界常有的一种态度。体验忧伤，将忧伤上升到审美的范畴，这也是人类艺术由来已久的一种处理方式。最后，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当然是他自我情感的主观投射，他将对自然的态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他试图告诉世界，面对自然的态度就是面对人的态度，反过来，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的道德必修课，是一个人完满成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他认为，欢乐是少不经事的，而忧伤则是老成持重的。“忧伤像个明智的成年人，它已经存在千百万年了。欢乐则永远是童蒙稚年，天真烂漫，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灵中获得新生，年事越长，欢乐就越少，犹如花朵，林子越密，花就越少。”（《一滴水珠》）能体验到自然界中的忧伤，既是一种更深刻的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一种更积极的道德自省，它代表人的情感深度和道德境界。总之，阿斯塔菲耶夫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无处不在的忧伤，首先是他对大自然的悲悯之情，其次是一种审美方式，最后是一种道德升华。
阿斯塔菲耶夫面对自然的态度会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的万物为什么就一定是欢乐的呢？一棵树、一株草为什么就不会有它的忧伤呢？忧伤可以是欢乐和甜蜜的吗？忧伤能让我们失去什么，又获得什么？阿斯塔菲耶夫在给我们设置了这许多谜一样的问题之后，却在《鱼王》的结尾告诉我们：“我究竟在寻求什么呢？我为什么痛苦？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我找不到回答。”（《我找不到回答》）没有答案，其实也是一种答案，他这是在提醒我们继续寻找，寻找仅仅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答案。
他在《树号》的“序言”中写道：“失去了思想的生活，失去了‘思考和痛苦’的生活，就是空虚的生活、卑微的生活；有的时候，尽管已是成年，在痛苦之中发现了似乎是身边平常的真理，这真理充满了伟大的意义：‘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他称“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痛苦”，当然不是指他遇见的一切事都是“灾难”，他遇见的一切人都是“灾星”，而是指他试图、也能够在一切事和一切人中品味出值得痛苦的东西。这种痛苦是发人深省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思想的动物；这种痛苦是让人心软的东西，因而让人成为善良的动物。在《鱼王》中也有能与这段话构成呼应的文字：“儿女是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喜悦，是我们光明的未来！但儿女也是我们的痛苦！是我们永难摆脱的忧愁！儿女，是我们接受人世审问的法庭，是我们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的良心、智慧、真诚、贞洁——一切都一览无遗。”大自然对于阿斯塔菲耶夫来说，也是这样的镜子，也就是他的“儿女”。
阿斯塔菲耶夫在《隔海不隔音》中写道：“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体验到了大地的痛苦，体验到了自然的哀伤，也就是与大地和自然融为了一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秋之将至》）好一个“怜悯大地”！一个自然之子的巨人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缓缓地站立了起来。
阿斯塔菲耶夫曾这样写到叶赛宁的忧伤：“他一次同时承受了自己人民的万般痛苦，他为所有的人们，为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承担了我们全都难以忍受的、异乎寻常的忧伤。我们常常在自己身上也听得到这种无言的忧伤，所以我们对这位出生于梁赞省青年的诗感到特别亲切，非常倾慕。他为世人承受的忧伤，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次再次地引起共鸣，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着我们的灵魂。”（《叶赛宁的忧伤》）我们阅读阿斯塔菲耶夫，一如阿斯塔菲耶夫阅读叶赛宁，因为阿斯塔菲耶夫也在承受所有人、所有存在的忧伤，也在用他的疼痛和郁闷撞击我们的灵魂！
本文首发《读书》二零一七年八月号，作者刘文飞。
《鱼王》读后感(4)：关于一本书的回忆
关于这本书，我还能记起些什么呢，七、八年的时间，连我曾爱恋过的面孔都已经在头脑中模糊不清了，对于一本书，我又能记起些什么呢？
整个上午，我都在试图想起些什么，最开始浮现出来的，是鲜活的鱼，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动；墨绿色的原始森林，从其间蜿蜒穿过的是静静的冰冷的大河，还有那在河岸上不知疲倦奔跑的猎狗，远处起伏的群山……
而我却不记得其中的名字，男人的，女人的，那条狗的。时间太久了，通常我是会记得的，只不过在忘记那些名字的时候连着那书里的一切也都给忘掉了，所以并不会感到遗憾。
像这样，记得那片广袤的大地，记得冬天里白茫茫的雪原，当然还有我们的主角---那条谜一般的大鱼，就好像我也去过那里，也曾同他们一起在支起的锅边，喝着鱼汤。我苦苦挣扎着想记起那些该死的名字，近乎自虐，却始终一无所获，心中满是无法填补的空白，就像是想进家门却发现丢了钥匙。
有些书是值得这样怀念的，对它们的回忆可以伴随我多年，或许我应该再读一次，但却像害怕拿起昔日的情书一般，不敢翻开那一页页，怕扯破在心头一直弥漫的朦胧，怕惊醒这关于它的颇有偏差的回忆。
《鱼王》读后感(5)：自然与人类，人性道德与命运的探索
《鱼王》读后感(6)：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如果抽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部20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史，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对比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大师，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技艺可能有些古老。然而，天底下有所谓陈旧的技艺，却没有陈旧的情感，因为情感如果真诚，就是历久弥新的。当我们看过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还是愿意回过头来再读读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读读阿斯塔菲耶夫。长篇小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最具个性的一部代表作，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他把屠格涅夫的抒情散文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议论两种方式熔于一炉，却有着和后两位迥异的不可取代之处。
比《猎人笔记》更阔大
还原自然真相的《鱼王》
无论我如何推崇阿斯塔菲耶夫，都很难把他称为“天才作家”。俄罗斯盛产文学天才，那是三十八岁去世的普希金诗歌中贯穿始终的生气勃勃。这股灵动的生气充盈于整个十九世纪，你从那些人的作品里随便抽五页看看，就可以相信是在和一位天才打交道——天赋是很好辨认的。
阿斯塔菲耶夫不是这样，这位出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二十八岁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他是在灯火阑珊处越写越得心应手的人。1959年，他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笃定从此以文学为事业，他的小说开始定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直到1967年，才首次在前苏联文学杂志的No、1《新世界》发表作品，时年四十三岁。1976年，年过半百的作家拿出了《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如今是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鱼王》由十三个中短篇故事缀成，结构上类似《小城畸人》《米格尔街》，写的是“我”的故乡西伯利亚居住在叶尼塞河畔那些“亲戚、朋友和熟人”的哀乐与悲欢。不仅有故乡的原风景，个人记忆中的大量往事，还有那些或休戚与共、或在生活交叉路口萍水相逢的淳朴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沉重而不可知的命运。
小说的情节简单，口吻是淡淡的，就连小说的标题都有如呢喃。作者念叨着因偷渔这一“黑暗的行当”而被渔业稽查站抓现行的“达姆卡”，听任偷渔老师丧命的贪婪怯懦的“渔夫格罗霍塔洛”，喝酒喝得分文不剩、到处胡来、不关心孩子死活的流浪汉爸爸，阿斯塔菲耶夫不放过他们的罪恶与堕落，但又隐隐然寄同情于笔下所有的“牺牲者”和“刽子手”。只有在面对自然或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场景时，作者才不可抑止地抒发浓郁的诗情，例如弟弟那条会捕鱼的白狗“鲍耶”，善良母亲养活一群孩子和成人的那锅“鲍加尼达村的鱼汤”，感动于野生野长的“图鲁汉斯克”城的“百合花”，甚至冻土中坚挺于凛冽朔风的罂粟，面对森林中晶莹的“一滴水珠”，他都从中感受到天堂般的宁静。
因为《鱼王》所显现出的热爱自然和诗意气息，许多读者都认为阿斯塔菲耶夫继承了屠格涅夫的文学传统。阅读《鱼王》的过程中，我也难免时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猎人笔记》。然而，同样是抒情，阿斯塔菲耶夫与屠格涅夫有着本质的差异。作为读者，接受《猎人笔记》是极为容易的，它是如此纯净而完美，没有夸张的修辞，没有浮躁的情绪，不含一丝粗俗的气息。屠格涅夫式的净化，就像西方油画中的小天使，他们裸露的性器官都能给人可爱的感觉而不让人产生情欲的联想。屠格涅夫不会像阿斯塔菲耶夫一样对笔下的事物作道德判断，屠格涅夫的“写”与“不写”本身，就是判断。
然而《鱼王》不是这样，对比屠格涅夫行文的轻盈，《鱼王》的写作是“步履维艰”的，对比《猎人笔记》的完美，阿斯塔菲耶夫自己都坦陈书里“出现了许多疏漏、败笔、不完整的片段”。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土地一尘不染，如雨后的“白净草原”，你简直可以嗅出故事里空气的味道，不用细辨，一定是甜美的。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当然有广漠无边的俄罗斯大地田野和森林的气息，但同时也有沉重的罪孽，见不得人的事，伤天害理的勾当，猪狗般的生活。此无他，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步履维艰”的，他深知置身于“只能分出黑与白”的时代，他也自知自己的天才“用来表现猪狗般的生活应付裕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所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阿斯塔菲耶夫还原了天地间屠格涅夫因洁癖而悬置的缺环，故而笔下比《猎人笔记》更为深邃阔大。
比托尔斯泰更“平等”
在天地的宽恕中得到新生
如果小说中每一个意象都是一条鱼，作者就像《鱼王》中的捕鱼人一样，情感的排钩既扎进了鱼的身体，也扎进了捕鱼人自己的身体，从而在疼痛的相互挣扎中“撄而后宁”。伤痕是痛苦的烙印，阿斯塔菲耶夫说：“我们注定应当遭受记忆的折磨，为自己的作为蒙受痛苦。”
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以为“抒情”即是优美，然而阿斯塔菲耶夫抒的是苦难，是长歌当哭。在“征服大自然”的社会建设中，作者眼睁睁看着“我可爱的土地”只是被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人变得愈加思想复杂，“仿佛人人都中了蛊毒”，和自然界失去了任何有机的联系。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故而《鱼王》中沉郁滞重的抒情，有着“万窍怒号”的震撼性力量。《鱼王》这首“俄罗斯田园颂”，不是王维式的，而是杜甫式的（阿斯塔菲耶夫非常喜欢杜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强大而有力的悲伤。
《鱼王》的情感是沉郁滞重的，但叙述却难得地有着流水的律动，行文中蕴含着音乐性。这应该得益于作者对音乐的热爱，阿斯塔菲耶夫说：“生活的每一分钟里都有音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深藏的秘密，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他相信音乐有净化灵魂的力量，相信音乐与自然的和谐对应。在他心中，霞光初现时，野兽便停止了互相追杀，驼鹿屏住了呼吸，鸟儿也不再鸣叫。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这幅“百兽率舞”的和谐场景。
把小说写到这样的层次，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难得一见的。许多人读文学，想喝的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碗英雄主义鸡汤，然后不依不饶地追逐着各自的白鲸或大马林鱼。人们面对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屏声息气，对，这是伟大的文学，船长亚哈和渔夫圣地亚哥是“Hero”（主人公&英雄）。作者悄悄地站在了他们的后面，分享世人对英雄的崇敬。
有时我难免疯狂地想到：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是由那头被追杀的白鲸莫比·迪克或那条被刺死的大马林鱼写下来，会是如何？在捕鱼人和鱼之间，不是鱼的存在妨碍了捕鱼人的生活，而是捕鱼人的捕杀在威胁着鱼的生命。捕鱼人的“艺术”，是捕杀的“行为艺术”，而我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鲁迅语）。
《鱼王》中，高傲的捕鱼人伊格纳齐依奇在一次捕鱼过程中遭遇了一头前所未见的巨大“鱼王”，经过一番搏斗和纠缠，既没有谁被毁灭，也没谁被打败，暴怒的鱼王未被人类制服，面对死亡的刹那萌生忏悔的渔夫也表示和解：“我不向任何人说起你的行踪，尽情地活下去吧”，从而感到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这一人与自然和解的场景，远远高贵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搞笑在于，捕杀一条鱼，却以为自己征服了大海，从而把血腥的捕猎伪装成崇高。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渔夫，因忏悔和放弃杀戮，从而获得天地的宽恕与新生。
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学史观，仿佛信仰的是退化论。俄罗斯文学有过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当代文学在许多人心中，恐怕就是废铜烂铁的时代了。阿斯塔菲耶夫曾收到过一封读者的匿名信，嘲讽他不是托尔斯泰，不适合干文学的行当，阿斯塔菲耶夫回复说：“当你们学会了能够在大地上安排好人的生活的时候，是会诞生列夫·托尔斯泰的”，但是，“你们自己要配得上托尔斯泰的出现，配得上他深邃的思想、隽永的语言和卓绝的良智”。
阿斯塔菲耶夫当然不是托尔斯泰，也不必是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不同于“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提倡的是全人类普遍的爱。而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是：不要杀害人间一切生命，在他心目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的平等产物。就像《圣经》所说：日头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道德是“平等博爱”的人道，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则是天道——在“天道无亲”的表象下，是爱着天地万物的灵魂。
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学成就自有托尔斯泰不可取代的价值。借用木心的话：如果抽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部20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史，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鱼王》读后感(7)：从20岁到40多岁里读过多遍的书
我最爱的前苏联文学作品之一。从我二十岁到四十多岁的这些年里读过很多遍，其他能有这份殊荣的好书，只有金庸武侠（用来放松头脑）和《静静的顿河》，很多公众眼里更好的书随着年龄和心境的变化却不那么容易激发出重读欲望。
和时下流行的文风比，不矫情、不煽情。文字给你的感觉是淡淡的悠长。包含了前苏联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的许多基本关键词：下层人民和悲苦、远山大河、原始森林、酒和醉鬼、生存和恶劣天气、西伯利亚和淡淡忧伤。翻译得很好，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越早的翻译版本，翻译得越好，这是文学面对金钱时的卑躬屈漆，是悲哀。有一本极想重读却由于翻译太差而不能重读的书是《日瓦戈医生》，不知何时才能重现过去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质量。
当年买这本书是因为打折，很大的折扣，翻了翻文字感觉很好就买了。回家看了几页后放下了，因为情节并不紧凑，很难吸引人不释手的读下去。然后在某日的阳光灿烂中，在慵懒的茶香中，重新翻开。。。从此在二十多年里读了很多遍。
常常想，有时候好书并不需要叫嚣自己如何好，如何拉了名人来说好，也不需要什么排行榜来证明。就像有个人对我说的：静静的就在那里，读或者不读，都在于你。
（PS 我的版本，书的封面主色是黄色，不同于豆瓣上的任何版本，应该比这个版本出版时间更早）
《鱼王》读后感(8)：杀戮者和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我们不是追求“列书单报菜名”式的阅读，虽然并不是苏联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阿斯塔菲耶夫是很值得一看的，就如同肖洛霍夫写出了顿河流域哥萨克民族的史诗，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以及无数作家沿着俄罗斯文化的中心伏尔加河寻找灵感，而阿斯塔菲耶夫有他的叶尼塞河，这位探讨大自然和俄罗斯民族心灵的传统派作家，出生于远离莫斯科的被伊凡大帝于十七世纪所征服的西伯利亚，在阿斯塔菲耶夫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鱼王》和《树号》中，他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片接近北极圈的森林，和人们最真实的生活。
西伯利亚在成为苏联的流放之地之前，鲜少有记录的历史，关于其名称一种比较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西伯利亚这个词是鲜卑的音转，俄罗斯和西方的叫法源于此。而《鱼王》中数次提到的以渔猎为生的埃文基人事实上就是中国的鄂温克族，在十七世纪，数个此类的狩猎少数民族被驱赶或征服。俄罗斯扩张的方式是通过哥萨克，哥萨克人来到帝国之外，通过皮毛交易和定居了解当地的民俗和政治关系，然后以沙皇的雇佣兵的形式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最终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俄罗斯族移居此处，而这之后就是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鱼王》了。
阿斯塔菲耶夫有着十分独特的描写大自然的笔触，他写夕阳：“等到天色渐渐昏暗下去，森林后面的一角天空像一个抹上了碘酒的烧伤的伤口那样，完全失去了光亮。”夏天中林子里最最可怕的蚊蠓，“这不是那种贵族元老气派的俄罗斯蚊子，先要低吟慢唱，手舞足蹈个够了，然后才懒洋洋地叮你一口。不是的，这种北方的，饿瘪了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野性十足的东西，一下子扑上来，一声不哼地碰上什么就叮螫什么，这能叫长角鹿踣地不起，能使人痛苦万状。”
《鱼王》的独特性还在于对于边缘的极少为人注意到的渔猎文化和生活的记录，进入农耕文明之后，渔猎文化作为落后的社会文明基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即便涉及，也带有“文明人”对它的猎奇和想象。阿斯塔菲耶夫不仅仅再现了以打猎，打渔为工作的人们的生活，他写出的是在极端残酷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的道德选择和生存哲学。比如，《鱼王》中几个故事都写到了猎人们的狗，而他们对狗的态度，与李娟笔下的哈萨克牧民十分类似。现在城市人和中产阶级对狗是宠溺以及拟人化的养育，狗穿着可爱的小衣服和小鞋子，是作为宠物的存在；而在猎人和牧民的生活中，没有呵护这个概念，只有强壮和有用的才能存活下来，狗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宠物，也因此看似没有温情的冷酷的对待，才是把狗当作平等的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鱼王》读后感(9)：自由与有限性
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体现作者自身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它完全抛弃了小说艺术情节构思的方法，是由十二篇异彩纷呈的故事组成，作家用自白的叙事、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将之演绎。由于看的是译本，我们看不到此书成型的过程以及作者的修改之处。可在阿斯塔菲耶夫斯基的随笔中我们发现此书的写作过程和问世都是那么的步履维坚。当《鱼王》第一部在杂志连载时，许多段落消失了，由于创作的劳顿，作家病倒进了医院。这时仍有编辑不断打来电话，和他协调要删去的内容，作者则在病床上违心地照着形势的需要，做报告般口述着补写的部分。作者很清楚编辑朋友们的苦衷，如果那期杂志出了问题，不能顺利出刊，或被抓住把柄，丢了饭碗，让他们丧失一切福利，那可是不得了。
比这于阿斯塔菲耶夫诗人米沃什描述的更令人凄惶：“每台打开的电视，每张拿在手中的报纸，都引起了怜悯和恐怖，但都是可笑的怜悯，可笑的恐怖。我也不例外：例如我听说某个极权国家的警察逮捕了一大串人，却装扮成医生和护士，还把他们的警车漆上红十字，好看起来像救护车，这时我虽然同情恐怖的牺牲者，却忍不住让讽刺的痉挛扭歪我的脸。那些被逮捕者给打得昏死过去，然后被“护士”的担架抬走。正如屡见不鲜的情况，现实的梦魇般的不合理已经剥夺了讽刺家们最大胆的幻想。” 米沃什流亡巴黎后到美国一直用波兰语写作，他从来不刻意讨西方欢心，保持自己的话语方式，他一直关注的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拒绝遗忘真理，见证历史，拯救时间，这样的主题贯穿了他的诗歌。他认为“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 米氏的诗歌风格就是：坚忍、硬朗、朴素、沉郁。正如陶渊明的那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也是我一直追崇的风格：不要过分的渲染和铺陈，把所有的激情和思考压缩在简约化的生活罐头中，始终保持一种随时释放的张力而又极力控制它的冲动，那种淡淡的味道持久而深沉地震撼你的灵魂而非单纯的视觉。 他用诗歌给近一个世纪写了注脚，那些充满正义的句子至今掷地有声。
恰达耶夫是俄罗斯民族觉醒最早的思想家之一，他想解决的是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也就是民族精神自觉的问题。读者看到他的文章，把他斥为民族的“敌人”和“叛徒”，这个大多数晓得，但是很少人了解此后很长时间他采用一种密写的方法创作，写后手稿藏于自己图书室各个不同书页里，沙皇宪兵没有发觉这些带有炸药性的文字。恰达耶夫死去了，他的图书室没人动过，上世纪20年代这些手稿被发现，30年代沙霍夫斯基整理完毕想出版，可他就在这当口被捕入狱，现在这些手稿秘密地存放于“普希金之家”，恰达耶夫创造了一个作家作品被扼杀的记录，逝世110年，作品还未发表，至此为止，写了就写了。索尔仁尼琴欣赏恰达耶夫这样的作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给杂志投稿批评巴乌斯托夫斯基了，他谴责那些目睹巨大黑暗年代的作家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只是说些鸡零狗碎，用舒缓的油膏粘住我们的眼睛，我们今后也看不到真理。本人研读过巴氏不少后期作品，严格地说是“抒情散文”或“诗味小说”，他描写的人物写善多写恶少，小说避免写重大的冲突，即使是小的冲突也予以缓解，他追求一种平淡和素朴。他的《卡拉—博加兹海湾》真实可感，含味隽永，用游记的形式写成起起落落的故事。后来他在创作谈《金蔷薇》里写了创作此篇小说的幕后背景，他想去里海却没有钱，找到数家出版社寻求赞助，还有个社长取笑他，说傻子才会支持他。后来他费了很大力气弄到一笔钱，可到阿斯特拉罕，川资用光被困在那里，他为了继续走不得不给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随笔。巴氏用自己方式寻求创作的可能，他在社会夹缝中创造属于内心的文字，他在《文学肖像》里写亚历山大•格林经历的流浪、牢狱、病痛、饥饿、凌辱等种种不幸，写离经叛道的王尔德到晚年遭遇牢狱之灾才意识到，美只有在与平等以及善良结合的时候，人才有意义。巴乌斯托夫斯基还为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这样受争议的作家正言，说布尔加科夫是个真诚从未背叛自我度过并不轻松一生的人，他对巴别尔则充满敬仰，这个具有巨大天赋的作家是他步入生活的通行证。诚然巴氏的文章没有索尔仁尼琴那种对社会敲骨击髓式的揭露，他采取克制隐晦的方式。索尔仁尼琴在晚年他的文章坦然笃定，远没有早期的激烈情绪，他写闪电劈开一半树干，另一半还站立着，我们也是这样：当良心惩罚的打击来临，穿透整个肌体，且伴随一生，有的人在这以后还能挺住，有的人却不能。诚然在那个时代，比如曼德尔施塔姆这些诗人几乎必须以全部精力和生命承受前所未有的迫害、恐怖和血腥。而现在我们的时代却到了“没有文学”的境况，或者说“不是这个时代”，阿斯塔菲耶夫和米沃什还有索尔仁尼琴抒写的时代离我们那么久远，我们被商业资本冲击得没有功夫停下来思考，作家也没谁关注这个时代，有些人则致力于歪曲历史，恶搞先贤。被肉体和金钱蛊惑的人们也懒得用自己的头脑留心他人，而作家呢？谁去记录下这个社会躁动的现实，谁则开创了一个时代。在这个幽暗的隧道你穿行的越远，冲出隧道时你越会感受到光的强烈。
《鱼王》读后感(10)：《鱼王》：如果不是苏联解体，我们还不知道作者写了什么
《鱼王》：如果不是苏联解体，我们还不知道作者写了什么
中国作家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模仿苏联文学的迹象。
最典型的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他的作品的语词与意象，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至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在写到关键性的与肖氏作品相雷同的情节时，隐忍不住地自问自答，自己要不要袭仿肖洛霍夫的故事情节与语言模式。
叶蔚林的小说《遍地月光》模仿俄国作家浦宁的小说《通宵晚霞》，他的获奖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雷同于契诃夫的《草原》。
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于1982年在中国出版时，曾经引起中国作家们的强烈追捧。我曾经有一个印象，《鱼王》也被中国作家抄袭过，但是一时手里难以查到资料。
我们很难说，小说作者的那种悠长、隐忍、舒缓的表现手法，没有被中国作家所袭仿，融入到中国文学的血脉中去。其实，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作家受到前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莫言，潜移默化地站在前苏联文学的肩膀中，采摘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果实，像近年来比较畅销的《狼图腾》的表现手法，也完全是一种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小说的架构，隐约可以让我们记起前苏联的著名小说《断头台》。
但是随着苏联帝国的倒塌，中国作家都集体地隐藏了他们对苏联文学的热恋与吹捧，似乎向一个僵尸学习过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就连莫言，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把他的袭仿对象拉扯到八竿子搭不上边的拉美文学。实事求是的讲，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在血脉上的相通，已经具有了至少一百年的历史，两个文学种类之间，即使不是出于相同的政治原因，就是在文脉学理的内在上也有着类似的文化基因。
从中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得出中国文学的势利眼性质，而只能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值得关注，才能支撑起这个国家的文学。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这与最初的中文版本，已经相隔了35年。当年在这期间，其它的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鱼王》，我查到的信息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重版了由相同译者译出的同一译本《鱼王》。
但广西师大版的《鱼王》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里面多了一章，这就是排在第三篇的《没心没肺》。而这一篇没有出现在初版本中，并不是一次可有可无的疏忽，而是有着必然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篇的时候，还是觉得与整个小说的龃龉成份。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里新增加的一章《没心没肺》风格上与《鱼王》的“以景托事、以意统物”的总体格调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部分，完全没有了整部小说里采取的浩大磅礴、洋洋洒洒、随心所欲的叙事手法，文笔干瘦简单得惊人。这一章通过童年的“我”遇到了一个逃出生天的逃犯的叙述，展现了当年西伯利亚地区出现的大量苦役犯从事劳作的惨不忍睹的现实境况。这一部分的叙事笔调，完全不是阿斯塔菲耶夫式的，如果选择一个相近的概念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科雷马”式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一度时期出版的《科雷马故事》，我读到《鱼王》里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感到小说的情节，已经走上了《科雷马故事》路线，甚至觉得两本书的印装都似曾相识。所以，我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特意把《科雷马故事》这本与《鱼王》一样、如同一本厚厚的辞典的精装书给找了出来，发现两本书的印刷单位都是同样的“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难怪两本书的印刷效果极其雷同。雷同的印装，雷同的故事表达手法，使得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这一部分，几乎就是《科雷马故事》里的章节遗失到《鱼王》里来了。在这一章节中，写到了一个劳改犯，原来是一个军人，因为反对落后于时代的训练方式，而被判刑，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劳改工厂，在矿上做苦役，小说里写到了处理尸体造成的集体尸坑、因饥饿而被同案犯割掉臀部的尸骸以及由此导致的不顾一切的逃亡。小说中的劳改犯逃亡的目的，是意图向斯大林靠御状，但是，他的出走无一能够成功，最后在再一次劳改营中反抗时自杀身亡。这篇小说里的纪实元素，已经涵盖了《科雷马故事》的主体情节，而这样的风格，在《鱼王》里无疑是突兀的。在这一章节中，阿斯塔菲耶夫还特意提到了“科雷马”，这是作为一系列的劳改犯服刑的场所而由作者罗列出来的，小说借由逃犯之口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更阴险更狡猾。索洛维茨基岛、白波运河、科雷马、乌赫塔、因迪吉尔卡的经验被成功地仿效，并针对这里进行了创新。”（P145）。
可见，作者在这一段落中，有意把叶尼塞河的劳改营放置在整个苏联同一体系的管理制度下进行了体现。实际上，在《鱼王》的其它章节中，“科雷马”这一特殊内涵的词汇，也曾经出现过，只是在之前的版本中，我们太过容易忽略了这一个地名所蕴含着的特殊意义。在《葬后宴》一章中，小说里写到一个后来被熊咬死的脾气暴躁青年，说他在领导面前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整个北方外加科累马河流域都见识过了，也没有给吓破过胆。”（P389）。这里用的“科累马河流域”显然就是指科雷马地区，但由于这一章采用了旧译，所以没有和前面的新增加的一章的译名保持统一。
当年《鱼王》在中国出版时，离苏联解体已经不到十年。作者写作的年代，与苏联的崩溃时间，之间相距二十年左右。我们可以说，《鱼王》是苏联晚期的一部作品。
那么，当今天我们有一个明白告示，告诉我们，在《鱼王》出来之后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帝国大厦就轰然倒塌了，我们必然会想起什么？
我们本能的选择是，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到二十年后一个帝国瓦解的蛛丝马迹。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苏联后期，苏联的文学作品的标志性作品，都有向远东地区倾斜的趋势。当时，前苏联最知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名吉尔吉斯族作家，而吉尔吉斯与中国仅仅隔着一座帕米尔高原，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写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天山山脉，而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与滤境作用下，作者笔下的异域风情，也带上了俄罗斯文化艺术骨子里烙印上的那种时间停滞的忧伤感。显然，尽管艾特玛托夫小说反映的地域，离我们中国更近一点，但它折射出的社会精神内质，却典型的是苏联的。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远东地段的风情风貌，还是苏联主体文学的一个补充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后的苏联文学，却有视角东移的迹象，往往通过远东土地上的微妙的风情变化，来观察苏联大厦的破裂与震颤。最典型的标志是，反映修建通向库页岛石油管道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描写库页岛二战后苏联人重新回到岛上从事捕鱼生产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都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一个边缘地带的补充，是为苏联的文学大厦添砖加瓦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同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作品，俨然成了苏联文学众首翘望的顶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远东边缘地带的每一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苏联文学界的连琐波动。阿斯塔菲耶夫也应该属于苏联后期文学的这种奇怪的“风向东转”背后的一个风云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苏联后期文学之所以将目光移向莫斯科的身后，转向苏联的亚洲板块，实在是因为在这块被命名为“远东”的后花园里，更无限于接近于自然，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种“天人合一”哲学意味，可以更明白地看清苏联整个帝国出现的隐秘裂纹与症结所在。就像《红楼梦》中，在前宅大院里看到的是一片歌舞升平，而哀音出现的地方，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后花园位置的大观园，哀被华林的不祥之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因为那里，更贴近自然，可以非人力地感悟到自然的真实的波动与走向，传达着人事中被隐藏了的真正的启示与告诫。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吉尔吉斯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这里展现的一片宽广的大自然，能够更敏锐地感应到一个体制的微妙的变化与走向，可以洞观到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危机所在。就像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呈现的那样，尽管小说里描写到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自然的舞台上，掠杀生灵，但人类的自身的灵魂，却已经朽蚀，人类越依靠武力与强权展示自己强大的时候，却被证明从另一个方面被掏空了灵魂，蕴含着瓦解的因子。
同样，我们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叙事策略。在《鱼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远东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上，最大的社会困境是一个社会已经没有信仰，人们精神空虚，没有什么能够支撑着人们在那片浩大的土地上继承生存下去的勇气与理由。
小说里的父亲，原来是一名参加卫国战争的炮长，头部受伤，退役回到了家里。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英雄气概，整天嗜酒如命，甚至把集体的钱换成了酒，挥霍一空，最后被判刑。而在小说里，酒鬼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前夕的一场失败的治国行动，就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禁酒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无疾而终，当一个社会必须依靠酒来调节民众的精神指向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救药的顽疾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里写到了苏联的贩毒现象，与此有着相同的内在肌理。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社会，一旦走上下坡路、开始一蹶不振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麻醉剂、兴奋剂来提高自己活下去的兴趣与动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发生背景里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社会的信仰缺失？在新版本上补上的那一篇《没心没肺》中，我们看到，支撑着那个劳改犯知难犯险、一意孤行地不断出逃的原因，是想跑到莫斯科去，进见斯大林，告诉斯大林发生在劳改营里缺失人性的暴行。去见斯大林，这是一个美丽而宏伟的理想。在苏联的小说中，“为了斯大林而战斗”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苏联著名小说《磨刀石农庄》中，小说里的人物，最高理想，就是去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农村的实际情况。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大胆陈辞，状告农村里发生的暴力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从而阻止了逆行的发生。这一切，都显现出斯大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但在《没心没肺》中，那个抱着坚定信仰的劳改犯，终于没有冲破重重追捕，最终还是死在了劳改营里，他在奋起搏击、打死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看守之后，高呼着“斯大林同志万岁！”走向了死亡。这名逃犯死于自己的信仰，但信仰并没有拯救他。这个章节在整个书中过分明显的政治抒写，恰恰隐含了为什么信仰丧失的终极原因。
《鱼王》的世界里，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信仰丢失的一片真空。
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节中，写道：“母亲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指望在冥冥之中临到支持。……她没有地方可去，只能乞求于上帝。”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作者写道：“信仰的力量能激发毅力，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人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可见作者在书写中，始终明确着信仰在人类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而现代人的困顿，恰恰是信仰丢失后灵魂的空白。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暴力执法便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小说的多篇章节里，都描写到稽查人员与偷猎者之间的猫与老鼠的博奕。而作者的站位，显然是站在老鼠这一边，因为作者的逻辑是，当猫用暴力肆无忌惮地展现出它的爪牙的时候，那么，无辜的老鼠因为它们的弱者身份而具有了同情的理由。《达姆卡》中描写了有一点像我们阿Q的达姆卡因偷鱼而被渔业稽查站的人抓了一个“现行”，并被那些行政人员搞得半昏迷状态，放了回去，之后他破罐子破摔，重操旧业，喝酒，寻欢作乐，直到拒绝支付罚金被送上法庭做了牢。暴力执法的结果是“稽查越严格，鱼在水底深处就死得越多。”（P196）。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我们并不陌生的悖论。在《黄金暗礁附近》中同样写到了一个挑战稽查员的渔民柯曼多尔，他成功地摆脱了稽查员的追捕，但回到家里，却发现爱女死于车祸。如果说前一篇中达姆卡是逆来顺守地得过且过，那么，柯曼多尔的抗争，却换来的是自己生活的巨大不幸，遭受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残酷惩罚。《渔夫格罗霍塔洛》中，命运线同样万变不离其宗。捕鱼时，渔夫被稽查员活抓，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房子发泄，被捆了起来。
这些特写式的人物在小说里勾勒出的是作者如出一辙的意念。他们都统一地受到人类社会的暴力对待，所以，他们转嫁了他们的暴力力量，而作者在小说里用以反衬的主题，就是大自然在开导与启蒙着这些被信仰抛弃了的人灵魂。
在信仰缺失之后，极寒之地的艰难生存状况，注定无法留住人迹，大规模的人的逃亡与撤守，便成为小说里向我们揭示的另一种时代的萎顿状态。我们看看，小说里提到的一个靠近楚什镇的名叫克里弗利耶克的村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一个移民的车队经过这个地区，聪明的首领带着大家往北，一看到这块乐土就让车队停下，下令在这里建立家园。”（《在黄金暗礁附近》）。1932年是什么概念？是苏联大饥荒之年，但是这个不幸之年，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一个西伯利亚小村庄的开创之年。而在作者描写到苏联七十年代，却是“集体农民举家迁徙，离开塞姆河，远走他乡，迁到叶尼塞河。接着是细心谨慎的渔民和猎户也步了农民的后尘，行动更谨慎、更诡秘的旧教徒也都远走他乡。”（《黑羽翻飞》）。当年热闹的互助友爱的村庄，消失了，留下了一个个森林中的残骸，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小说里道出那份人类从原始森林失守的无奈与忧伤：“但凡年轻一点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作者一方面指责了三十年代那个缺少人性的政治由头，但是作者不得不以更加无奈的笔触描写了信仰丧失后人类一道道撤守自己的防线，这显现出作者叙事上的一种矛盾。旧有的年代，不管人们出于什么的动机，来到了密野密林之中，但毕竟让这里出现了人迹，创造了拥有生命活力的村庄，而到了大厦终结前的尾盘时，却是一片人走屋空的荒凉景象。苏联远东地区出现的这幕持续的隐形的变化，正潜伏着一个帝国大厦将倾前的凄凉晚境。这也是弥漫在《鱼王》里的预示着未来崩溃的不祥隐兆。
在作者浓墨重彩地表现的大自然的伟岸力量的时候，作者强调的是自然的价值，是它永远有一种知道如何活着、为什么活着的最基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的意思。作者在书里在礼赞自然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归结到这一点：“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P94）
作者称颂自然：“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费尽心计去糟蹋它，它始终不会传染上我们的恐惧、惊慌，也始终不会对我们产生敌意。原始森林依然是那么雄伟、庄重、安详。”（P97）。
作者比较城市与自然之间给予自己心灵带来的落差时，提到：“我哪怕能逃离这个世界一个夜晚，我的内心就能求得一夜的解脱，一夜的宁静，坚定宇宙无穷、生命永恒的信念。”（P100）。
那只可爱的小狗“鲍耶”的死亡，正承担着人类信仰缺失后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当父亲因为坠入酒精中不能自拔荒废了正事被判刑入牢，不知人间是非的鲍耶出于本能的对人的热爱，扑向被押解的父亲，被押解人员击毙。这篇小说反映出信仰丧失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可怕事件，而存在于植物与生物身上的坚强的信仰，正衬托着人类的堕落与崩溃。鲍耶之死的隐寓意义在小说里也就得到了富有冲击力的凸显。《鱼王》这一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渔民在猎杀一条大鱼时，陷入与鱼困于一体的窘境，在这生死一线之间，他思考到的是自己对当年失贞的女友的暴力性虐待，实际上，是自然力量，重新唤回到了他身上的人性的复苏和对人类信仰的尊重，从而使得他脱离了险境。
如果说，《鱼王》里的大部分作品，仅仅是一种片断式的人物特写的话，那么，全书中，唯一一篇具有戏剧性、人为编造痕迹浓重的是《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篇也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但是，这一篇不过是小说中第一篇《鲍耶》的扩写，而且在小说里加进了一个文艺作品里总少不了的爱情作料，但因为爱情作料的出现，反而失去了全篇的来自于生活的醇正风味。《鲍耶》里表现了三个男人如何来到极圈内，度过一个危机重重的冬天的故事，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描写了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基姆在极圈里捕猎时，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城市姑娘，将她救活，并且死里逃生。问题就出在这个女孩身上，《鲍耶》中是三个男人的遇险，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想象成一个男人在严冬中碰到一个女人会怎么样？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封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孤男寡女，注定要在感情上产生一点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封闭的空间对于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这一点在《鲍耶》里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受风雪影响困守在过冬的小木屋中的三个男人，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感，其中两个男人大打出手，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当两个男人换成一男一女的时候，小说里立刻呈现出那种可以写出许多暧昧情境的浪漫描写，就像《鲁宾逊漂流记》在原著的小说年代，只能无趣地描写两个男人在岛上的艰难生存，到了现代人那里，更喜欢想入非非地设想一男一女在孤岛上会打造什么样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从波姬小丝主演的电影《青春珊瑚岛》中可以见识到这种乌托邦的端倪。《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章中，阿基姆拯救时尚女孩的段落，呈现出相当情色的光泽，也因而使这一章脱节于整部小说中对人的原生态生存状况的描写体系。在展现出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天人合一的精神气度的时候，作者还设计了一个导致莫斯科女孩为什么深陷困境的坏男人。这个男人来自于城市，父母是艺术家，但他极端自私，心中只有自我，这是另一种没有信仰的现代青年，只迷恋自我，这也被作者视着这个时代病的代表。这个极端自私男，本来有妻儿，但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只身来到西伯利亚的小镇上，在这里勾引女人，寻欢作乐，小说里在《达姆卡》这部分已经对此人作了铺垫，很快把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寻找科考队父母的女孩给俘获住了。阿斯塔菲耶夫给予了这个自私男以标配化、极端化的道德评价，死死地把他摁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反映出社会信仰缺失的同时，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当代意识。可以看出，阿斯塔菲耶夫对此极为不看好，但是，除了从道德上对这个自私男进行全方位的抨击之外，实际上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优秀成份，比如他不安于现状，爱我所爱，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来到小镇后，什么活都干，包括搬运工一职，把废弃的仓库也修缉一新，非常具有适应生存的能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自立精神将会大有用武之地。但作者恪守道德的准则，对此加以抨击，显然可以看出，作者立场仍然在延续着苏联时代对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文学的末期作品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抽离出信仰之后，苏联小说实际上也没有指明它自身应有的发展方向。它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是人性，二是生存，三是道德。而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空白。道德评价很难能够解说社会困境的终极原因。就像在《鱼王》中，作者的核心意图是，那是一片被信仰遗忘了的土地，所以，才暴力横行，人性缺失，而大自然里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自然的伟力存在，作者建筑于对人类社会的批判，生发着小说的主题，转而去赞美并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用人类的意识形态加诸到自然身上，用人类的信仰，去重新塑造了大自然出于原始本能而追求活着的生存状态，把这种本能升化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的执着层面，其实这样的套路，有其长处，但同样也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臆想成分。但由于我们习惯于对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谐和渴望，而并不觉得突兀，但一旦作者把他的批判矛头，有一点黑白分明地指向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作者很可能把尊重个体意识与生命自由的孩子也随着污水一起倒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白色群山的梦》里觉得有一些突兀不适的原因。因为在这一篇作品里，作者显然加进了过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