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1)：缺憾
我是在自己觉得自己有轻微抑郁症的情况下购买的，希望自己能找回一些曾经爱读书的乐趣。开篇的文字描述很吸引我，一个离开语文课本很久的学生再次看到那些用拟人手法描述的语言，一种青年时期上课时翻开书本的熟悉感，同时深深理解了曾经语文课本里的美丽描述，在感悟。曾经对学习的迟钝，现在终于体会为什么需要学习那些语言，为什么会有书本里的描述。书本里古老的、原始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天然、纯真、古朴，一切行为都那么自然，与之对比的是现下社会的掠影浮光，人心浮躁。纯净的空气，干净的天空，淳朴的当地人，读之也仿似回归那一颗纯净的心。神谕，说不清才显得神秘，但是妮浩萨满的命运，一个孩子救一个人的设定，却觉得过了。有着足够的古朴，华丽却多余了。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2)：北方林地
他们管兴安岭的森林，叫林地；管额尔古纳和兴安岭之间广袤的草原，叫草地。。。用很熟稔的，称呼家人的语气。他们对我说，“我们要在草地上办婚礼”，或者，“你到林地，看到有人家，住下就好了”。
也许是他们看过太多的无边际和广袤，所以不像我们那样的大惊小怪的把那些地方叫做森林，和草原。
额河右岸林地与草地交界的地方，我去过两次，正在筹划第三次。我一直念念不忘要去敖鲁古雅看驯鹿。为此我问了很多当地人我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到。
找迟子建这本书，也找了很久，从第一次去额尔古纳开始。一直买不到，直到茅盾文学奖之后。
看书的心情很像旅行。在它默默无闻的时候，似乎只有你静悄悄知道她的好，内心窃喜，又忍不住四处吹捧。突然之间她大红大紫，你又忍不住一声长叹：唉。似乎是专属于你的甜蜜被别人掠夺，内心又恼恨又叹息。
好在书不是地方，不是丽江也不是凤凰，书本本身的气质不会更改，一经成稿，便已定型，再没有拆开重建以及粉饰装修的可能。书的委婉哀伤不会变，古意苍凉也不会变，烙印在书里的鄂温克人的生活起居、爱恨情仇，回响在书里的驯鹿铃声、萨满歌鼓，统统不会再变。之外的种种评价，便如烟云，即使浮华，也终有散去的时候。在我心里，它依然是只有我知道它有多好的那个小秘密，让我窃窃的偷笑，偷偷的甜蜜。
关于第三次额尔古纳之行（确切的说应该是根河之行），我很犹豫。侧面的，已经知道日益增多的游客，已经让林地里本来就脆弱又脆弱的原生文化更加脆弱，我们自认为只是来去而已，除了脚印什么也不留下。却不知，当我们长枪短炮的对准他们的生活起居时，当我们自认好心的留下一带食品或者“文明世界”的消费品时，原生的文化正在慢慢被侵蚀。
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在林地过游牧生活了，鄂温克的文化面临断裂，但这么大的命题，又不单单是我们不去旅游便能解决。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夹沙带石，破坏-重构-重构-破坏，在那么漫长的周期表上，我们存在的短短几十年，只能见一隅，却忍不住为了一种消亡而长吁短叹。
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巧合的买了黑鹤的《狼獾河》。原以为是讲呼伦贝尔草原的故事，拿到手才知道原来讲的也是敖鲁古雅的林地，讲鄂温克人的生活。关于动物，在《狼獾河》里有诸多注释，和《右岸》对照着看，很有意思。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3)：我们的驯鹿呢？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为《右岸》）是我今年迄今为止读过的最好的小说。
这本书讲的是东北大兴安岭一个古老的森林游牧民族——鄂温克族人在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故事是由此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娓娓道来的。“我”所在的族群的人们，如何在这一百年里，兴荣交替，生死交叠，最终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集体搬下了山。只有“我”和一个孙儿继续留在山上。
感受最深的，是小说中那种超自然，甚至用另一种角度来说，迷信的力量的存在。这集中体现在这个族群中的一类特殊人物——萨满身上。萨满是有神力的，他可以为人治病，可以祈雨，还必须在婚丧仪式上主持。但是这种神力，并非没有限制的呼风唤雨。萨满仅仅是引导这种神力，它最终还是来自大自然。而萨满每救一个生灵，就必然有另一个生灵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种桥段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例如在开篇不久，“我”在儿时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的，萨满为了救“我”的姐姐列娜，而牺牲了一只驯鹿仔。此处所说的“牺牲”，并非杀死它祭祀，使人复活。而是有一种力量，当萨满的跳神结束时，列娜活过来的那一刻，自然的，上天选择了一只驯鹿仔代替列娜而死去。
然而小说并非将人的生命置于大自然其他所有生命之上。后来，列娜在一次搬迁中，坐在那只驯鹿仔的妈妈身上，坠入冰川中冻死。这可谓是“一报还一报”。然而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就连仇恨与伤心都是如此自然，因为鄂温克族早已是整个大兴安岭，整个森林的一个部分。
另外，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想起了另外两部小说，一部是余华的《活着》，一部是阿来的《尘埃落定》。我会说，这是一部少数民族的《活着》，是一部女性化的《尘埃落定》。
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少数民族的《活着》呢？这部小说的所有情节基本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生死。但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是“死”。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来到这世上是大同小异的，死却是各式各样的（大意，小说的原句绝没有我说的这么俗）”。
所以，在这篇小说中——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恶趣味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死。如“我”的父亲林克，在山中被雷劈死；“我”的母亲，则是在不得爱情抑郁多年后，在一次婚礼上跳舞彻夜而死；“我”的第二个丈夫，是为救人被熊抓死。还有被一只蜘蛛吓死的，跳崖死的，被水冲走死的……但是，无论是哪种死，我们都可以看到后面的爱。
是的，这个字，在这个族群一百年的死亡历史里，并不是一个矫情的词。有那么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所恨的人，或者是自然天地而死去的。他们连恨都那么清朗，他们会死在大自然的手上，但是大家并无过多的怨言，也没有想要去征服自然。对他们而言，危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死也是生的一部分。
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女性化的《尘埃落定》呢？这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是相近的吧。都是少数民族的历史。但不同的是，《尘埃落定》的视角是男性的，此书的视角是女性的。这就基本决定了它们基调的迥异。《右岸》的抒情，诗意想象，悲悯情怀，细腻笔触，只能出自于女作家的笔下。
同时，这也与两部小说中两个部族的生存状态不同相关。《尘埃落定》中的部族是一个小小偏远国度，有国君，有交战。而《右岸》中的这些游牧民族，相互之间并无支配的关系，而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就使《右岸》中，那些冷冰冰的社会制度的东西，更多的是被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直接联系，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所取代。而当外面的战争，外面的制度进入到这座自成一体的堡垒里时，这种平衡才被打破了。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对于这种外界的开发，现代化的东西，还是持抵触的态度。一次山下的医疗队来了，而“我”却拒绝被诊视，因为“我”坚信，山间清风，汩汩流水，便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小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本小说也是对鄂温克族人的一个很好的记录。（虽然作者也承认小说毕竟不是完全的历史）。从打动人的方面来说，我想不论人类身处哪个时代，直击人心的爱与苦痛的本质，仍然没有变过。那么，此书中真挚的情感，一定能够打动心还是柔软的人们。而它更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是我们与自然失去的联系，那条远古的纽带，随着现代化的程度，被我们自己剪断的纽带。它还残存在我们的基因里，可是它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也越来越被看轻了。
小说的最后一章《半个月亮》：“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驯鹿的回归，代表着那段旧时光并未远去，代表着鄂温克族群人心中的自然生活信念并未远去。而我们的驯鹿呢？它们去哪里了呢？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4)：从清晨到夜晚
从清晨到夜晚
——试析《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自然意识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我”——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口吻，叙述了最后一个游猎民族、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的一段“历史”。迟子建以一贯的温情娓娓道来，使全书在诗意中悲喜交替，在宁谧中曲折起伏，在静美中流淌礼赞与悼念之歌。整部作品讲述了“我”所在的鄂温克族部落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浓厚的自然意识。
一、从叙述方式到结构建构：双线交织与人与自然的同构性
作品以“我”的回忆开始，分为四个部分：《上部 清晨》主要讲述儿童时期的我所观察到的父辈们的生活，一直写到我长大了、父亲林克去世和日本人的到来。《中部 正午》以我的两次婚姻为主线描绘成年的“我”和及“我”的同辈们的经历。《下部 黄昏》主要讲了我的下一代人经历的生活变化，最后在国家政策的安排下迁到山下定居的情况。《尾声 半个月亮》回到现实，结束叙述。
“我”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以我的一家和族人之间的生活为线索，融家族式叙述和大历史环境为一体。日本入侵、新中国的建立、土改、文革、进入新时期的大历史退居二线，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的细微变化来加以反映，二者自然融合，使作品的自然清新之风保持完好。
从四个部分的标题来看，“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是按照一天时间的变化次序安排的，与这种自然更替相对应的是“我”由幼年到老年的生命历程、鄂温克族由上升到繁盛最后覆归现代文明的历史，很好地将人与自然的同构性表达出来。
同时，作品的四个部分的内容的节奏也与一天中的各个时段的特点相匹配。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若是把全书比作一部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那么“第一乐章《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第二乐章的《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进入第三乐章的《黄昏》，它是急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了一缕缕的不和谐音。而到了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安恬，应该是一首满怀憧憬的小夜曲，或者是弥散着钟声的安魂曲。”这段描述对对全书各部分的风格和节奏的概括是准确的。
二、从自然环境到宗教风俗：天人合一和万物有灵的理念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作品开头的句子，饱含沧桑，奠定了全书沉静婉约略带感伤的基调。在这句中提到两个自然景物——雨和雪，这是几乎全书出现得最多的一对意象。鄂温克族生活的地方，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崇山峻岭之间：河流、雨、雪是湿漉漉的，是灵动是轻盈是生命之源同时也是凶险和沉重；高山、森林、厚土是沉静的，是庄严是肃穆是栖息所也同样也是暗含险情；驯鹿、熊、堪达罕、狼、鹰、灰鼠、山鸡、鸟等动物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这样的自然环境，对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鄂温克人是游猎民族。他们住在叫“希楞柱”的房子里，制造简单，取材方便。他们放养驯鹿，打猎，用篝火烤肉，喝桦树汁和鹿奶。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敬畏自然的观念。在他们眼里，山是有神灵居住的，驯鹿是神灵赐予的，植物、动物、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生命的代表，和神灵直接相关。萨满教是原始而神秘的信仰，鄂温克人靠萨满跳神治病、消灾、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当萨满穿上神衣开始跳神的时候，他就是神灵的化身，就会有奇迹发生。
在这里生活的鄂温克人是朴实善良虔诚的。“我”所在的部落里驯鹿发生了瘟疫，几乎天天都要埋葬驯鹿，人人心里都很悲痛，狩猎也停止了。但是大家没有搬走，“之所以不搬迁，是不愿让瘟疫蔓延，殃及其他乌力楞的驯鹿。”这个细节这种朴素的思想让人感动。妮浩做了萨满之后，每一次跳神都会失去一个孩子，她把这种不能改变的命运看做是神灵的旨意，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孩子换回了别人的孩子。这既是她身为萨满的职责，是她对神灵的虔诚，也是她不忍见死不救的善良的驱使下的选择。
鄂温克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服从神的安排，不能用消极与否给与评价，信仰永远独立于价值判断之外。他们生活的地方远离都市远离现代文明，但灵魂与自然与神灵最为接近。他们是神灵的儿女，自然万物在他们心中都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这种对待自然对待神灵的态度正是我们这些现代文明人所缺失的。
三、从出生、生存到死亡：源于自然，回归自然
鄂温克人没有医院，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甚至没有医生。他们的后代出生从来都是自然生产。他们给产妇搭一座“亚塔珠”，产妇独自在里面生产，产下孩子后自己剪断婴儿的脐带，难产的时候就请萨满来跳神。这种原始的生产，既是医疗技术的缺乏所致，同时也是鄂温克女人的坚韧和极好的身体素质的表现，是鄂温克人对生的意义的认识。
鄂温克人生存于山林间，自然环境说起来是险恶的。他们不得不与恶劣的天气抗争，与恶兽险境斗争，与疾病痛苦抗争，有时还得和饥饿、人祸斗争等。他们在这些斗争中存活下来，强健的体魄，坚定的信仰是他们支撑下来的力量。自然给了他们美好而和谐的一面，也给了他们严酷而凄清的一面。他们的存在，是对人类力量的礼赞，是对信仰对神灵的颂扬。
鄂温克人对死亡独到的见解。死亡在小说中出现得太多太多，但从这些死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归于自然”的意识，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死亡观。他们认为“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正是在这种乐观的认识下，面对那么多的死亡的打击，鄂温克族人继续活了下来。
第二，死亡的方式。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方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点：死亡的原因和死亡的地点以及人们的想法都与自然有密切相关。列娜在驯鹿背上睡着了掉在雪地上在睡梦中死去，大家相信她是和天上的鸟儿在一起了；达西和他训练的猎鹰在与狼的搏斗中战死了，人们觉得他和鹰在天上会有更广阔的世界；林克在交换驯鹿的路上遇到恶劣天气被雷电击中，天空中出现两条彩虹，当其中一条变黑消去的时候，母亲就意识到一定是父亲去了；在至美的舞蹈中倒下的达玛拉，从树上摔下来的果格力，被河水带走的耶尔尼斯和伊琳娜，摘百合花被野蜂蛰中中毒而亡的交库托坎，与熊搏斗中与熊同归于尽的瓦罗加等等都是在意外中在自然中死去的。
第三，送葬的仪式。这些死去的人（尤其是成年人）几乎都采用了风葬，小孩子有就地掩埋的，有装进白布口袋放置到山坡上的，他们最终都以最自然的方式回归到了自然。
在小说的《跋》中，迟子建在回答别人问小说中是不是写的就是鄂温克族人的时候，这样写道：“我可以说，是，也不是。虽然这粒种子萌生自那里，但它作为小说成长起来以后，早已改变了形态。”小说中鄂温克人，是经过虚构了的，这里面是融进了她的想象和愿景的。在这本书里，“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自然环境的优美刻画，与自然交融、敬畏自然的理念是这部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天要经历从清晨到夜晚的过程，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从清晨走向夜晚，一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读者也会跟着“我”的叙述走进大兴安岭，走近鄂温克族的部落，心也慢慢变得虔诚起来，忍不住祈祷：神灵啊，请保佑这片土地上善良圣洁的人们吧。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5)：自制《额尔古纳河右岸》有声书
我大爱的一本书呀。
因此读了出来，制作了这本书的有声书。
喜欢此书的朋友，尽管抱了去哈。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6)：鹿人
technically not a review、、、
合上书的时候我心中暗自庆幸没有在去敖鲁古雅之前读这本书，否则书里的这些身携狍皮鹿筒、行走在兴安岭的山峦河流间与驯鹿作伴的猎人，不会半夜从白纸黑字中跃然在我脑海。
2012年夏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顾磊的网站，以及他保存下来的父亲顾德清在八十年代深入鄂温克使鹿部落拍下的照片和记录的生活日志。我被激起了莫名的好奇，而在面对这种消亡与挣扎的文化活体时我要说我去实地做个拜访探索，显得好浮夸。于是我小心地给顾磊去信问了些在我看来是虚无缥缈的问题，不想顾先生非常谦和地回复了我，并且看起来，他很愿意有人去了解这群最后的猎人。当然，这也能从他的网站和他哥哥拍摄的一系列鄂温克猎民纪录片中可看出。只是在得到他的回复之后，我心里感到踏实，并坚定了要去敖鲁古雅的决心。
11月末的时候往兴安岭去，整趟行程我本都是计划留给敖鲁古雅，是打算破釜沉舟也要见到猎民还要和他们露宿山中营地的，结果是我在根河待了三天，上山见了猎民两次，总共只在营地停留两三小时。
猎民点的具体位置并不是找到了敖鲁古雅就算数，因为敖鲁古雅这个乡，已是开放的旅游景点，大门圈起来的只是一栋栋北欧风格的木屋别墅（是03年后政府请芬兰设计师所设计的），猎民点还在山中森林里。在从满归到根河的火车上我问遍了整个车厢的兴安岭居民，只有一位大姐告诉我她家与阿龙山的一户猎民相识，对于根河的猎民点并不清楚。绝望中我搜到了布冬霞的电话，后来联系上的是她二姐，让我去了他们的别墅房子里，那个小木屋，是高高长长，占地面积却并不大。
布冬霞家的猎民点是距根河最近的一个，离城四十多公里，我去的时候山上雪没小腿，车还能开进。当天布冬霞也刚从城里开完会上山——她是政协委员——乡政府派车接送的她。
我见到的布冬霞比照片上看起来秀气，可能是没有着民族服装打扮的缘故。她只穿了件小棉袄，在营房和林地间来回，是能干的模样。点上只剩下一个撮罗子（希楞柱），被围起来，供游客观赏。人住的有两个营房：移动板房和军用帐篷。板房里炉火很旺，非常暖和。屋外树上搭着根绳子，挂着鹿头、鹿皮一类的东西。房后是鹿圈，但我去的时候，鹿们都在山上觅食，营地里一只都没有。
布冬霞家是专业的旅游接待点，她说就在我去的前几天才刚来过一个香港还是台湾的百人团。屋内墙上贴着繁体字的剪报，是关于他们和这个部落的报道。听得出来，她对此挺自豪，不过说起的时候也有些不以为然。营地上一般两三个人留守，需要进城办事时好有个轮换照应。
今年雪小，驯鹿在跟前没吃的，就走得远，布冬霞说，家中两个男人正在山上找鹿。因为第二天市里的领导要来参观，要让领导见着鹿。我有点黯然，便小心询问可否在山上留宿一夜。布冬霞拒绝了我并催我赶紧下山去：我只是一个人，而她是见过大场面的。虽然感到丧气，但出于不甘心第二天我又去了。
我比市长先到，雪地上还没有车印。看到鹿群的一刻，我没有我想象中的欢腾，因为实在太冷了，连举相机的手都不忍掏出来。但是鹿，真的又比我想象过的好看、灵动、美丽千百倍。大部分的成年鹿都刚被锯了茸，伤口还有凝结的血痂，看起来和普通的小牛犊没什么两样，而且驯鹿的眼睛也似牛眼般大而无神，其实不是那么讨人喜欢。鹿仔是可爱的，角还很细，鹿铃是红绿的带子挂着，用咱汉族人的话说，就是萌。每一头鹿都是有名字的。
布冬霞为迎接市长和电视台摄影，特意穿上了鄂温克服装，紫色的那件，男人们在空地上生了一堆火烤上鹿肉串，托市长的福，我第一次尝到了鹿肉：干而柴。旅游局的人说，正在加大开发力度，网站就要上线了。市长也和我这个旅游者谈了话。
夏季的时候，游客上点来，门票是80/一位，与鹿合影、吃列巴、喝鹿奶茶等等旅游项目加起来还要两三百，而这些收入是全部归布冬霞家所有。我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们家老有钱了，能赚。驯鹿有六十头，每头就价值一万多。布冬霞也说，政府的照顾的确不假。平时上下山，只要有需求，政府都是派车接送。他们必须接！这是家中李大哥的原话。
大兴安岭从北到南有好几个猎民点，玛利亚索在阿龙山，就是最靠近满归——也就是最早的敖鲁古雅（激流乡）所在地。我问布冬霞和李大哥，平时和其它族人还有无来往，会不会去看玛利亚索老人家。李大哥劈头就笑我：看她干啥！有啥好看的！李大哥说话非常霹雳，一副完全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的口气，在他看来，政府收了他们的猎枪又让他们下山定居，就必须以各种方式来补偿他们。
我问他，这一切都满意吗？
想猎枪，没枪怎么行呢。他说到这儿叹了口气，忽然有些神伤，猎人不让使枪怎么行呢。然后他向我回忆起打猎那会儿的快乐，自己也眉飞色舞起来。他说，就是自由，我这人就只要过得自由！
布冬霞的孩子在城里念书，放假都不愿上山，山上没信号，手机游戏玩上三天就嚷着要下山。也没孩子会说鄂温克语。这几年，政府花了很多钱开发敖鲁古雅，根河这个地方以前靠木材，现在禁伐政策限制得GDP都下降了，也没其它东西再拿出来，布冬霞家的驯鹿可算是名利双收。每年还有冰雪驯鹿文化节，政府还接洽芬兰的驯鹿专家，引进品种改良，四月份也有驯鹿养殖技术交流大会。这应该是使鹿部落的人谁也没想到的一天。
我问布冬霞，那以后谁来养鹿？布冬霞坐在床边，也没看我，她说：我觉得没人养了，我看就是没人来养了。
下山后的那天晚上，司机小哥带我吃饭，席间叫来了另一户猎民达瓦的孩子，达维尔。听说他特别能喝酒（当然，他们族人应该是没有不能喝的），还老爱闹事儿，没好好读书，前些日子想当兵又没被挑上。小伙子很胖，还看得出明显的少年稚气。他也不会说鄂温克话。我问他当不成兵了想干嘛，他说不知道，过了会儿说想去俄罗斯开挖掘机，他考过挖机证。但是达瓦不会同意的。达维尔有些怕父亲的样子。我也问他，你说以后谁去放鹿呢？他脸上的笑没下过，说，没人放了吧。
过了两天，达维尔受父亲召唤进山放鹿去了。我当时失了胆气跟他再上猎民点，也便无从知道他是否和书中的孩子们一样，对驯鹿还有着从孩提时代带来的欢喜。
柳芭（依莲娜）让我想起维佳，他们族里的另一个文化人，在海南学画画儿，看顾桃前两年的记录，他好像还过得挺好的，他的速写本里还有席慕容写的赠言。不知道维佳，从最北的森林里走到最南的海岛上，心里有过什么样的挣扎，他画的画里，也还是有驯鹿、篝火、河流和白雪覆盖的山峦吗？
p、s、 央视的《新闻夜话》曾采访过柳芭，我想起来，觉得她和布冬霞的脸甚有几分相似。
附顾磊创建的北方狩猎民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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